拦腰截断式限薪,颠覆中国足球生态
本报评论员 吴鹏
超甲升降级附加赛,武汉卓尔两回合3比2战胜绿城,成功保级。
每年秋去冬来,中甲和乙级联赛赛场都会上演一些老套路的闹剧,有些明明有实力晋级的球队时而打鸡血时而打摆子,形迹可疑举止诡异。
每年岁末年初,临近职业俱乐部注册日期截止日的时候,总会有少则几家、多则几十家中低级别的俱乐部销声匿迹。
这类业内见怪不怪的现象,都是缺钱闹的。因为缺钱,人穷志短;因为缺钱,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缺钱的原因,是中国的职业足球非常烧钱。今年每家中超俱乐部平均投入成本超过十一亿,是日本同行的三倍,是韩国同行的十倍。
中国的足球投资人苦于烧钱久矣,但大家毫无办法。个别财大气粗的老板掌握了定价权,大家只能套上红舞鞋,跟着他疯狂舞蹈。
和前任们相比,现任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的不幸之处是,他接手的摊子,竞技水平最差,国际排名最低。他的幸运之处是,虽然暂时无法提高竞技水平,但可以办成其他任何想办的事情。当年大连实德横行中国足坛的时候,中国足协的威信犹如狂风中咯吱作响的小木屋。那时实德系和足协的关系,也是老鼠和猫的关系,但老鼠扛刀,满街找猫。
这届足协下定决心推行限薪,相信能令行禁止。虽说老板想给手下多发钱还会有门道,比如做房产的请球员代言某个楼盘,造汽车的请球员代言一款新车,补贴点家用,但当年大连实德那样弄一堆阴阳合同糊弄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再玩这么LOW的手段,有贼心未必有贼胆。
根据足协的设想,以后中超俱乐部每年投资不得超过6亿,国内球员年薪上限是税前500万,外援年薪300万欧元封顶,外援群体总薪酬不得超过1000万欧元。
各家俱乐部的老总们造明年的预算,投入直接减半。展望2021年,球员收入至少减半,最多的将抹掉一个零。限薪给足球老板们减负是实实在在的,带来的影响也是立竿见影的,习以为常的中国足球生态,即将天翻地覆。
薪水这个东西,普通人的感受是能上不能下。收入对半砍,队伍不好带。韩国、美国、日本的职业足球也限薪,但他们都是未雨绸缪,职业联赛开张伊始就执行,大家早已习惯,年轻人在国内联赛无法发家致富,想赚钱,去留洋,早已是共识,水平高的都在欧美。
中国足球正好相反,现在要做的,是从王子重返乞儿的活法,落差巨大。因为是一刀切,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情况也许不会发生,豪门囤一堆国脚,一半踢、一半看的情况以后会减少,天津、河南这类囊中羞涩的小俱乐部会松口气,但对本来就很不景气的青少年足球来说,未来充满变数。
老板爱烧钱是中国足球的特色,无节制的烧钱,烧出了世界第六大联赛。足球队员高薪,也很容易带出大众情绪。和日本、韩国、伊朗,所有比我们水平高的亚洲同行比起来,中超的外援和国脚们确实拿得太多,是别人的三倍以上。
没有人真的愿意跟自己的钱过不去,中超老板烧钱的冲动,源头在于球员的稀缺。市场上有流动性的职业球员就那么几个,你下手时稍一犹豫,就到了别人碗里。你给自家的台柱子发饷稍微寒酸点,他就可能身在曹营心在汉。人人怕吃亏,人人就都伸出了哄抬物价的黑手。
某种程度上,低水平上竞争的中国足球这些年还能这么热闹,至少维持了表面的繁荣,吸引着社会的关注,主要是拜重金投入所赐。有三个年薪一千万欧元级别的外援点缀,国内球员努力一下,是可以踢出点观赏性的,在亚冠也有一定竞争力。以后指望300万欧元的外援还能踢得美如画,就很需要经纪人的眼光和总经理主教练们的良知。找外援像赌石,成败就在一把,因为这点钱,可操作的空间很小。
中国职业足球的根本问题,其实不是节流,而是开源,是怎么让俱乐部的投入更理性,有可持续性。目前没有一家俱乐部真正找到赢利模式,即使明年投入减一半,大家也都是亏钱的。
大幅度降薪导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对足球生态链末端的冲击。混到国脚水平,在中超里辛苦一年,工资奖金合计税前不超过500万;摊到中甲球员,不管怎么努力,一年所得很难超过250万,这有点残酷。职业足球是高淘汰率、高风险的职业,想踢成中超主力,难度丝毫不亚于同龄人考进北大清华。
社会上对足球队员高薪的非议,可能不是他们拿得太多,而是竞技水平太低。国内每年赚千万以上的运动员不少,其中多数是奥运冠军,比如乒乓球、女排之类,但也有只能看着别人领奖的项目,比如男篮,他们的收入问题并没有成为社会话题。平心而论,足球队员的努力和拼命程度,不见得比乒乓球举重游泳差。
高薪维持下的中国职业足球,多年来其实生态一直脆弱不堪,足球学校招生很难,各家俱乐部的梯队人丁不旺。如果足球老板们的热情不改,投入不减,最理想的局面是把省下来的钱投到青训,在足球沙漠里种树种草,但这需要他们有用爱发电的觉悟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