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摄影、画报编辑、战争史整理

16岁走出萧山的高帆拥有诸多身份

　　几十个牛皮纸箱里

　　看得到昔日的坚强

　　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郭楠

　　“在今天，我们和无法亲临现场的他们，共襄盛举。”高帆摄影艺术馆开幕的日子，高初这样起了头——他们，“站”在他的身后。

　　这句开场白，仿佛两个现场的叠加。

　　他们——高初的爷爷高帆，奶奶牛畏予，在革命的战火中相识。2020年6月，93岁的祖母也离开了。在简单的告别之后，全家在6月7日上午来到萧山南阳的水文站，把骨灰撒入钱塘江。2004年，也是6月，高帆去世后的某一天，也是这样的场景。

　　高帆和牛畏予以这样的方式又相聚在了一起。

　　“这是16岁即投身革命的远行游子高帆，埋于心中并不轻易表达的对于家乡的深厚感情。这样的情感使得我们全家感怀和铭记，纪念并践行。”

　　爷爷不爱说话，他的话，在3个身份里：战地摄影师，画报编辑，中国革命相关历史的整理者。

　　他的现场，在战场。而高初的现场，在爷爷留下的十多个牛皮纸箱里，在自己每天出门必须要带的十块硬盘里。

　　16岁奔赴延安

　　萧山走出来的战地摄影家

　　香樟坞里水，丹枫赭山石。这幅高帆的书法，诗里嵌入了一个地名：赭山坞里，这是他生长的地方。

　　高帆16岁离开萧山，他心里的家乡，可能是一只小瓷杯。瓷杯比一个小孩的拳头还小，安放在独立展柜里，上面印有荷兰风车图。旁边的纸盒包装上贴了一张纸，是高帆的字：母亲留下的遗物，姐姐保存至今。八三年交我带回北京。现姐姐已作古（卒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八十一岁）。

　　高帆小时候，母亲高氏用的就是这只杯子——当时家道已凋零败落，母亲却珍藏着这只外销瓷杯。

　　高帆原名冯声亮，抗日战争暴发后，他改名“高帆”，随母姓，奔赴延安。

　　“沧流未可源，高帆去何已”。离开后，高帆回乡的次数不超过一只手。他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学业结束后，主动要求跟随一二九师先遣支队至太行前线。当时陕北公学的校长成仿吾在高帆的笔记本上题字：“前进，中国的青年！”

　　1945年8月23日，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光复了华北重镇、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不同的部队都进入这座城市，郑景康和高帆在这里重逢了。

　　郑景康，那时在《晋察冀画报》工作。

　　“小老弟，”郑景康一直这么叫他，“走，下馆子去！”

　　他们去了张家口最好的酒楼。郑景康是富家公子，那天，为了庆祝胜利，他当掉了手上最后一个金镏子。而高帆呢，从太行山下来，去理发，头上的虱子掉了一地。理完后，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这张相片就躺在展柜里，高帆理了一个很帅气的头，头发后梳，像电影明星。

　　展厅里，高帆有一页笔记的背面，写了两行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每一个在战地摄影时期的优秀摄影师，至少参与过十几场甚至几十场战斗，多次负伤。有一位叫高粮（音）的指战员，河北人，后来就转而干上摄影了。但如果随行部队的指战员阵亡了，他就会顶上去指挥作战。

　　癌症晚期还在编图文集

　　8位老先生天天来家里上班

　　高帆说，自己是个编画报的，他没有那么在意摄影师的这一重身份。

　　新中国成立后，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下来的原始底片存于《解放军画报》，高帆和同事们一起，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保护、整理，陆续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等十余种党史、军史的图录和画册。

　　高初说，爷爷不但是拍摄者，还是保存者、整理者和发表者，他替一代人在做这样的资料留存。

　　2004年，高帆已是癌症晚期，但他不肯去医院，在病床上主持编辑第二野战军大型图文集《天下之脊》（8卷本），完成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书稿内容审定。

　　编辑部就设在家里，每天上午9点，《解放军画报》几位七八十岁的老编辑，拎着包，坐着公交来家里上班。

　　奶奶很不开心，两个80多岁的老人开始闹离婚。

　　而还是高中生的高初就帮着订盒饭、跑腿复印、裁剪图片，干得烦了甚至想去上奥数班，因为这样就不用呆家里了。

　　不管高初多不情愿，在家里上班的这些老先生，是中国摄影领域里的金字塔尖，小助理不知不觉间，已经完成了专业训练，知道一张好照片长什么样。他在那时开始学摄影。

　　该怎么拍照？高初问过奶奶，奶奶只说了三个字：侧逆光。他又问爷爷，高帆丢给他一本伦勃朗的画册。

　　“我爷爷就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高初摇头笑，“我跟所有老先生聊得都比爷爷要多。”

　　不丢一张纸片的爷爷

　　和沉浸文献研究的孙子

　　高帆的档案意识非常强，什么事情，都会写在纸上，不轻易丢掉一片纸。这一点，高初显然继承了。

　　家里有很多信封。小信封套大信封，信封上是高帆的标注，大信封装在纸箱子。高初看着一屋几十个牛皮纸箱子，爷爷给自己打下了一个好基础，这是爷爷的一生，也是自己的起点。

　　但他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底片的保存情况非常糟糕。理论上，每过几十年，底片就要做一次化学上的维护，否则几年之后，底片会反银，起化学反应，上面消失的细节会越来越多。

　　战争年代，随军摄影师大多是在小溪里把底片冲了冲，药液不一定能洗干净，就挑在竹竿上跟着部队行军了。等底片变成小照片，摄影师写上一些简单的文字，包在马粪纸里，就送往画报社。这样的底片先天不足，更脆弱，高初要抓紧扫描“救”这些原件。

　　他还注意到，马粪纸很容易受潮，跟底片粘连，这么一来只能在水里洗，马粪纸一化开，字也消失不见了。4万张底片里，有1万张是“死”的，一个字都没有。

　　所以，更重要也更难的拯救，是考证。

　　当时冲印胶卷，摄影师没有天平，全凭手感抓药、配药水。高初根据底片不同的化学冲洗状况，推断拍摄者。

　　这好比破案。比如，他推测这是同一人冲洗的，就请那位老先生 来看看照片，再听他讲述，这样又救出一批“死”掉的照片。

　　2009年到2011年，高初在中国摄影出版社工作，一来就参与了“口述影像历史”丛书项目。但他想要的，和别人不同。别人要的是8000字，以及摄影师的代表作；他要的是50次采访、50个小时的录像，以及摄影师珍贵的回忆。

　　这样集中的口述采访，一直持续到2014年，他调到中国美术学院后，现任中国美院院长高世名给了他非常大的信任和支持，特意在校内建立了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机构。

　　2019年，高初又率先建立国内第一个公立美术馆的摄影部。在这些工作中，他和国内外几十位同事探讨，勾画出一张中国摄影如何往前走的蓝图。

　　如今的高帆摄影艺术馆，也是中国美院和萧山区政府在摄影领域的一次共建合作。

　　这里，并不是谁的个人成就展，每一张照片里，也不仅仅是摄影的审美和视觉经验——那些战地场景，那些战争年代的生活，遭逢的不仅仅是摄影师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