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诗《不践约书》究竟有多长

　　作家张炜“转型”

　　《不践约书》是茅盾奖得主、作家张炜的重磅最新长诗力作，这部长诗的出版，让张炜“诗人”的文学身份为人所知。

　　但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喜欢张炜的读者们，就在他的《九月寓言》和《古船》里，感受到浓厚的诗意，绵绵不绝的发自心灵的诗情。

　　《不践约书》分为52节，以爱情为呈现线索，但实际上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概念和边界。张炜调动人文、思想、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综合手段，以强大的精神背景，调动超出常人的写作能量，打造了一个具有巨大冲击力的复合性文本。它穿越于古齐国和当今社会，以悠久的海滨文明为背景，用诗的形式穿越历史和文化。

　　一个年过花甲，功成名就，几乎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定格的作家，是否可能转型？如何转型？

　　张炜用这部新作，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山野仍是“智者”的向往

　　钱江晚报：在《不践约书》中，提到了中国古代诗人，如李白、杜甫、陶渊明苏轼等等——“北宋的那个顽童在迷宫里/品尝南酒炖鳜和甜笋”，如果要寻根文化上的继承，你最亲近的古代诗人是谁？

　　张炜：我喜欢的中国古代诗人太多了，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李商隐等等。

　　就诗艺而言，就与现代自由诗的距离而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李商隐。他最靠近纯诗的本质，更接近音乐的特质。

　　中国古代大诗人的主要作品中，广义的诗占了很大的比重。但他们最好的代表作，他们的标志与高度，当然还是狭义的诗，是纯诗。没有这一部分，也就没有了魅力，没有了鬼斧神工的迷人之力。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没有大量的写实诗叙事诗，没有议论诗社会诗和记事诗，他们的广阔性与复杂性、介入的深度、强烈的道德感，这一切综合而成的诗性的力量，也会大大减弱。

　　由此看，谈诗和诗人既是统一的，有时又是具体的独立的。只有《三吏》《三别》《卖炭翁》一类，没有《月下独酌》《锦瑟》一类，中国的诗和诗人也就太单一了，诗性也就大打折扣。这样谈诗，主要是诗学问题，还不是大众话题。

　　钱江晚报：第四十五章中，“我要像兔子一样归隐山林”，您谈到了理想生活，“如此度过余生实在值得/多棒的乡间远野，听栗子树/纯金般的叶子哗哗摇动”，在精神上对接古代诗人陶渊明是不是每个中国文人都是如此，逃不脱“归隐山林”的诱惑又身在红尘滚滚之中，对“悠然见南山”的向往，是否也是中国文人，并不仅仅文人，还包括士人们的“叶公好龙”式的想往呢？

　　张炜：人生常常也要面临两难的选择，入世与出世，精神的繁琐与简化，激烈和舒缓等，这都需要。

　　不过就生命的安放来说，乡野之美，自然的节奏，当然会是永恒的吸引。特别是现代人，生逢数字时代，好的方便的一面不用多说，倒霉的和极烦恼的一面也不用多说，人人自有体味。现代人离未加雕琢的大自然实在是越来越远了，而作为最宝贵的生命经验和觉悟，这种脱离和隔离造成的缺失是太大了。无论多少物质财富都买不来人生的真正安逸和充实感，而这种感受通常离不开山林和乡野。多少人归隐山林而不得，那是因为这种生存需要的条件其实更苛刻，并非是一走了之，绝没有那么简单。

　　当一个人能够处理诸多极复杂的问题，具备那些条件，我想他们肯定会欣然前往的，那就成了我们平常说的“智者”。可见当一个“智者”很难，在现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故乡是永远也写不完的

　　钱江晚报：在《不践约书》中，“我们继续说半岛往事”。每一位作家似乎都逃离不了写故乡，在这部长诗中，“故乡”是否依然是您不息的写作使命，您要在诗中接连历史、当下和未来，给它重新的打量？

　　张炜：诗与思的问题，无论大小都难以离开历史和土地，所以半岛地区对我的写作一直起到极重要的作用，是我的精神依托，也是生长的土壤。

　　这个半岛是写不完的，一个人对于一方土地来说等于一棵树，要在这里汲取营养接受阳光。如果写作者的目光和视野仅仅局限于当下的一小片现实，那就幼稚和简单了。要关照一个立体的开阔的空间，甚至这样做都还不够。诗人神思的触角必然延伸到更邈远的空阔，那是一个无限。

　　钱江晚报：看到诗中的大明湖，您这些年都生活在济南吗？我想起了史铁生写北京地坛、诗人于坚写昆明滇池，都让人看到作者和某个地点的紧密的生命联系，能否谈谈大明湖对您是一个怎样的地点？

　　张炜：作者与常居地的关系必然是密切的，对一座城市产生感情，就像与一个老友相处是一样的。交往多了就更加了解甚至有些依赖。爱一座城市，深感她的好处与不足处，这是正常的。

　　济南是朴素亲切的北方城市，不大不小，不像一些极力追逐洋气的新兴城市那么土气，有历史感，有一点传统的气息，这是好的一面。济南贮藏了不可思议的能量，这很大的一部分来自南部山区，那是深远美丽的一个地区，是泰山的北部余脉。济南之深奥美丽，必须连同南部一起考察，或主要是考察那片山地。

　　钱江晚报：您是北方人，南方对您意味着什么？您诗中有“真正的智者在南方小城”，为什么将“智者”与“南方”联系起来呢？

　　张炜：诗中谈到智者和南方的关系，只是随机的，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因为诗中人物在北方，那么写到一个南方的智者，就显得遥远和陌生一些，更有想象的空间感。

　　诗中所写并不是世俗的爱情

　　钱江晚报：《不践约书》其实有很强的当下性，您觉得以长诗书写当下性和现代性，相比长篇小说，是否有不及之处，和不可抵达之处？又或者说，反倒有某种超越之处？

　　张炜：诗在表达人性的复杂与曲折，甚至是它的神秘性方面，与小说相比可能没有强弱的差异，但有方式的不同。

　　最微妙的元素由诗表述更好，但又不能像小说那样细微曲折和繁琐，不能过于具体。但是该有的元素它都有，也都能表现。诗的含蓄与概括性还不是其主要特征，它的精微与偏僻，更有边界模糊的深阔，由此抵达的无限，才是它的最大魅力所在。

　　诗的表达方面不尽具体，这种局限由它的另一些了不起的长处给弥补了。比如音乐，也是这个道理。音乐与记述清楚的文字，特别是散文类相比，固然含混多了，可是它的抗诠释性、多解性，以及由无数人无数方向的挖掘和创造的可能，又变得极其宽广不测了。音乐的力量，它无可比拟的功能，也就在这里。

　　钱江晚报：相比历史、文化等显性因素，长诗中的爱情，若隐若现，不是很容易解读。但《不践约书》无疑是深情的。您现在是如何看待爱情的？

　　张炜：这部诗中写到相当多的，甚至是骨架的部分和元素，当然还是爱情。

　　这是世俗的爱情吗？貌似。这种貌似很重要，这就让一部诗章不至于凌虚蹈空。

　　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世俗的爱情，这不过是相互间的一个大比喻而已：那女的只是一个诗歌女神，她的洋名儿在注解里有，叫Musa。一个被她诱惑的男子这辈子遭了大罪也享了大福，他们相互猜忌、热恋、背叛、周旋、中伤，还有信誓旦旦。这也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再现了诗路之坎坷。结局还算好。写的是诗，总不能说诗歌女神的坏话。但是，对于这个女神的理解，情感模型及诸多依据，也必须是世俗的，不然就不好接受也无从把握。从物性的角度来看，女神或大大有异于常人，但我们也只能在想象中去领会，难以有更大的超越。诗人对社会道德现实历史等复杂的观念，一些感知和感慨，也全部是与女神的热恋和交往中体现的，其独特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

　　张炜

　　山东省栖霞市人。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等多部。

　　近作《寻找鱼王》《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书获多种奖项，新作《我的原野盛宴》反响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