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炉，生育率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焦点：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低生育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这届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生育一胎的家庭为何对二胎望而却步？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找了几个在北京、上海、杭州的年轻人聊了聊。

　　讲述人：冰莹 上海 29岁 已婚未育

　　工作和生育

　　暂时只能二选一

　　今年1月，我刚跳槽到一家国企，实现了工资上浮30%，年薪终于突破了30万。在跳槽的那一刻，我其实就已经做出选择，至少近几年内，我都不会生育。

　　对我而言，生育实在是一项高风险的选择，它意味着永无止境地消耗，要不断投入充足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当下，我们的实力还不足以应对一个孩子的到来。

　　我和丈夫的家乡都在东北，家里没矿，经济实力仅足以支持我们在家乡买房。面对上海昂贵的房价，现在我们连首付都凑不齐。

　　在上海打拼6年，我们的薪资确实越来越高，但依然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疲于应对。我每天早上8点半上班，晚上8点半以后下班，一天工作12小时，工作节奏很快，中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偶尔，周末还要加班。眼下，我们的生活都还没有进入稳定的阶段，没有办法为一个孩子提供好的生活环境，我也分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给一个孩子。

　　何况，我本就是做招聘的HR，我太了解职场上生育给女性可能带来的影响。我正处于工作上升期，一旦我选择生育，就等同放弃了一年的发展机会，因为没有职位和机会会愿意停下来等任何人。

　　我去年10月刚结婚，目前，家人还没有开始催生。尽管我现在还没有动生育的念头，但它依然在我的长期规划里，我觉得这是人生必经的历程。出于身体健康的考虑，我打算在33岁以内生育，而在这之前，我想先充分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等生育以后，我恐怕再没有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讲述人：英子 杭州 34岁 目前育有一孩

　　不止一次掐灭二胎念头

　　这还真不是钱的事儿

　　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要不要赶在35岁之前生个二胎，但不止一次地，我又掐灭了这个念头。

　　女儿去年上了幼儿园，我和带娃主力——我妈，终于迎来了相对轻松的时光。我妈妈可以每天把娃送到幼儿园后，悠闲地买个菜、遛个弯，回家看几集电视剧；而我，也不用顾忌我妈带娃做饭辛苦，每天下班后提着大包小包的菜火急火燎地赶回家。

　　所以，我没有勇气重头再来一次：从怀孕开始，孕期反应、各种筛查、疼痛的分娩、频繁地哺乳、破碎的睡眠……再来一次，这些重担大部分还是会压在我一个人头上。

　　从整个家庭的角度来考虑，生不生二胎，真不是钱的事。我很清楚，我家经济条件不算差，况且，从经济角度来看，多养一个娃可以摊薄成本，包括不会像头胎一样，被各种婴幼儿产品收割智商税；包括旧衣服旧玩具可以共享，以及我们咬牙斥巨资买的学区房，等等。

　　但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更多了。最大的问题是，生了二胎，谁来带娃？我和老公都是新杭州人，我有本职工作，老公正在创业自顾不暇，只能求助父母。为了替我们带娃，他们只能放弃安闲的退休生活，被迫“老漂”，和我们挤在同一屋檐下，三代同堂。让老人带一个已经够呛，再来一个，老人身体吃得消吗？

　　我很容易就脑补出我生了二胎后，家里鸡飞狗跳的场景。二胎，还是再观望观望吧。

　　讲述人：小齐 北京 29岁 结婚两年

　　不敢生娃

　　可能会离开北京回老家

　　我和爱人结婚两年了，下半年或者明年会考虑要孩子。但是一想到生孩子之后要面临的事情，还是会觉得比较痛苦。

　　我们都是独生子女，从外地到北京打拼。生了孩子之后，上有老下有小，照顾起来会很有压力。两边老人的身体状况不算特别好，万一哪个老人需要住院，我们怎么去分工也是一个问题。必要的时候，我们之中的一方甚至可能会牺牲工作。

　　照顾老小对我来说是一项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工作。我们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找保姆或者护工，但是问题很多。第一个就是经济问题，本身养孩子就有很大的开支，找护工就更难以负担。而且没有血缘关系总归是不太信任，和自己家人还是不一样。照顾孩子会涉及到“教”和“养”的问题，尤其在孩子小时，周围人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重要。

　　孩子再大一些，还会面临上学问题。北京目前幼升小主要还是采取划片儿的政策，非京籍家长需要上交很多材料，材料审核也比较严格。我们不是北京户口，还没有自己的住房，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而且我们现在住在东五环外，教育资源不算很丰富。虽然我对孩子的教育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也希望他能够拥有更好的教育环境。

　　我和爱人现在商量着，可能过几年会离开北京，回到青岛去，一方面方便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更好解决。

专家解读：

生个孩子，成本太高

　　5月11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发布会上说，人口增速放缓，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持续下降，还有人们生育时间的推迟，以及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

　　一系列研究表明，经济成本对生育决策的影响毋庸置疑。有媒体报道，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4月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分析了上海地区人口生育决策的决定因素。研究者坦言，上海作为一线城市，住房成本及生活成本难以忽视，高昂的养育成本也会对已生育家庭的再生育决策产生影响。除此之外，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特别是职业女性，各方面的困境不容忽视。

　　不仅是城市，有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农村也进入了低生育意愿的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智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通过物质激励刺激人们的生育意愿，不仅是生育放开，配套措施跟上才可能有效果。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亦指出，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构筑一个生育安全和生育关怀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应建立与现行政策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当下，社会环境应该被积极重塑，让整个社会尽快形成生育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