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昌古镇王村口,革命火种生生不息
挺进师以此为中心创建游击根据地
本报记者 郑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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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师纪念馆讲解员罗秋娥 |
走进浙江丽水遂昌县王村口镇,有一种穿越时光的错觉。因为,山清水秀的小村庄里,红色印迹颇多,场景还原极为鲜活。
王村口的红色革命故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
1935年,当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被迫进行长征,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刘英、粟裕带领红军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以王村口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由此,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也给王村口镇留下了很多革命遗迹和战斗故事。
如今,不但当地的小学生时常作为讲解员为游客讲解,来这里学习的党支部成员,也会深深体味和感受这里的红色氛围,一边宣誓,一边唱红歌。
临危受命,策应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序厅里,一组大型浮雕立在当中,表现的就是当年挺进师浴血奋战的场景。浮雕的右边,是粟裕将军在他的《战争回忆录》里的一句话:“我们的师部和领导中心,放在王村口。”
“这充分凸显了王村口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纪念馆的讲解员罗秋娥带着记者回顾那段历史。
1934年6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红七军团临危受命,改编为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行动,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并推动抗日运动。1934年10月,在先遣队的掩护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央红军主力约8.6万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长征。
当时粟裕和刘英分别担任了先遣队的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1934年1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来到江西,奉命与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成红十军团,继续担负开辟新苏区、策应长征的任务。
先遣队先后共转战1600余公里,大小打了60多场仗。1935年1月,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一带遭到七倍于己的敌军包围攻击,大部分战士都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只有粟裕、刘英带领的一小部分人突出了重围。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粟裕、刘英接到上级命令,以先遣队突围余部为基础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担任师长,刘英担任政委。1935年2月下旬,挺进师组建完成,全师538人在粟裕的带领下,从江西横峰槎源坞誓师出征,一路向浙江进发。
挺进师进浙江,创建革命根据地
挺进师转战浙西南,至1935年4月28日,经过精心部署之后,一举歼灭了庆元斋郎的一个地方反动武装组织“大刀会”,成功地打开了进入浙江通道的捷径。
1935年7月,挺进师师部机关进抵王村口地区活动。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王村口地区群众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群众基础好;并且经过1934年底至1935年初的数次活动,有了一定的工作基础;再加上王村口地处两省五县边区,地理位置重要,机动迂回余地大,军需供给便利,因此,挺进师政委会决定,将其师部放在王村口。
1935年8月26日,在王村口的宏济桥上,挺进师政委会委员、挺进师第二纵队政委、中共浙西南特委委员兼中共王村口区委书记洪家云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王村口苏维埃政府成立,当时苏维埃政府设立在王村口的蔡相庙里。
那时候,王村口镇的老街道上商铺密集,有药店、杂货店,还有专门为红军打造作战武器的打铁店。沿街还张贴了许多欢迎红军的标语。
在纪念馆里有一个场景,粟裕的雕像就在其中,“据说粟裕打仗的时候有4件宝贝无论到哪里都会随身携带:一个是望远镜,还有就是指南针、地图和手枪。”罗秋娥说。
面对挺进师在浙西南点燃革命烈火,当时的国民党浙江省当局在遂昌设立“浙南剿匪指挥部”,策划新的“进剿”计划。为了保障游击根据地的建设,7月25日,挺进师政委会在王村口蔡相庙召开会议,决定主动出击,开展“八一”示威行动,7月29日,挺进师在王村口天后宫举行“八一”誓师大会,刘英作动员报告,粟裕部署军事行动。会后,挺进师兵分数路,先后攻打了19个城镇,缴获了大量的作战物资。
面对7万敌军“清剿”,星星之火不灭
挺进师师部进驻王村口和“八一”示威行动,把建设、保卫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推向了高潮。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国民党当局极为惊恐,立即派出了7万军队“清剿”浙西南。
面对国民党军来势汹汹的“清剿”行动,挺进师的游击队员采取了各种战略战术进行阻击,取得了一次次胜利。
在长达八个月的反“清剿”斗争中,根据地军民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终因力量过于悬殊致使游击根据地暂时丧失。仅1935年9月22日到11月底,遂昌被捕的红军、游击队员、地方干部就有158人,被杀害的有26人。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根据地的山山水水。
面对敌军大规模的“清剿”行动,物资很难运送,别说是药品,就连肚子都吃不饱。受伤的战士只能在山上搭起一个简陋的木棚,摘点山中的草药疗伤。在这样恶劣艰难的环境下,为了全中国的解放事业,他们依然以坚定信念、顽强的斗志与敌人展开一次又一次的交锋。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清剿”浙西南之敌主力撤离。挺进师立即抓住时机,再次掀起革命高潮。至1936年底,恢复了浙西南的工作,建立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