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里，浙江大学教授吴熊和把一部《全宋词》（中华书局，1980年）通读5遍，书上密密麻麻作了批注。浙江大学出版社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把这套批注影印出版，学术界、出版界诸多人物接力其中。

　　为什么大家要付出这么多心力，去做这么一件事？

　　词学大家吴熊和先生，在唐宋词、词学文献学、明清之际词派、域外词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越。

　　而在《吴熊和批校全宋词》的两册书里，蕴涵了老教授的读书风格、治学方法乃至学术思路——透过这套书，可以看到吴先生的毕生心血，也能一睹百年来浙江学人在现代词学研究上的传承、理路与贡献。

师从夏承焘

　　吴熊和1934年生于上海。1955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到浙江师范学院（后为杭州大学，今为浙江大学）读研究生。在华师大，钱谷融、徐震堮、施蛰存等教授给他打下学术基础，尤其是徐震堮读书喜欢在空白处记录的方法，直接影响了吴熊和批注《全宋词》。

　　吴熊和生前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到杭州之后，“先后受教于夏承焘、姜亮夫、胡士莹、王焕镳、钱南扬、郦承铨、陆维钊、任铭善诸先生，眼界大开，渐窥治学堂奥。”而影响他最多的，是“一代词宗”、研究生导师夏承焘先生，这是21岁的吴熊和词学研究的开始。

　　1963年，吴熊和毕业留校任教，夏承焘交给他一项任务：为陆游的词做编年笺注。

　　这一工作，1940年代夏承焘在之江大学教书时，曾让学生做过，但战乱年代，聚散不定，就没了下文。在夏承焘指导下，吴熊和完成了《放翁词编年笺注》，署师生二人名字。

　　后来，与学生共同研究，攻克学术难题，就是吴先生从老师这里传承下来的方法。2000年前后，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一共5册，他交由李剑亮、陶然、沈松勤、胡可先等学生与自己共同完成。

　　这套书就是以《全宋词》为顺序的，李剑亮、沈松勤、陶然负责第一至第三卷，吴先生自己编写第四卷，胡可先负责第五卷。为了给学生们提供参考，吴熊和从书架上取下已批校的《全宋词》，按照每人负责的不同部分，交给相应的学生。《全宋词》批校中的资料、考订、编年等，就成了重要的资料来源，也在根本上保证了这部书的质量。

　　但《全宋词》中吴熊和的批注，并没有全部反映在《唐宋词汇评》中。就像胡可先说，那些批注就像一座富矿，《唐宋词汇评》只挖了一部分，矿下还有很多资源等待开采，而这正是完整版的《吴熊和批校全宋词》面世的意义。

爱读书的传说

　　读书时，吴熊和的苦学不倦，是出了名的。浙江大学教授陆坚也是夏承焘的学生，1962年，他与吴熊和都住在杭州大学（今为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校内第二宿舍，吴熊和住103室，陆坚住108室。

　　陆坚回忆说：“那年的夏天特别热，他一手拿着蒲扇，一手拿着书，还用一只脚轻轻地摇动他女儿的摇篮。房间里面没有电扇，两个月的暑假，我没有见他休息过一天。这个形象在今天似乎难以想象。”

　　当时中文系的读书氛围极浓，哪位老先生有什么读书趣闻，都一届一届被学生传下来。

　　吴熊和在浙江大学教书50多年，除了好读书的形象广为人知，他上课还特别有趣，称得上是“明星老师”，很多同学都喜欢他。

　　在台州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张广星的印象里，“吴老师上课举重若轻、引人入胜，教学双方都孜孜不倦，每堂课都是一种享受。”吴先生当年正在撰写《唐宋词通论》，书没有出版之前，上课讲的很多都是书稿的内容，而不是老套地按往年教材搬运旧东西。

　　因为好读书的名气广为传播，在学校广受欢迎。晚年不便时，吴熊和就把需要的书请研究生到图书馆代取，馆员也可通融。

　　就算吴熊和坐在轮椅上，也不停地看书。2008年之后，病情加重后，已经不能翻书写字了，他就用电脑看，用手指移动鼠标、点击。

君子高标，因材施教

　　关于老师的形象，学生黄杰用了论语中一句话：“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在胡可先的记忆里，吴熊和也是这样的。相比夏承焘的爱讲笑话，甚至学校新春联欢会还上台讲，吴熊和对学生则是严格中有宽仁。

　　黄杰做博士论文的时候，第一稿写完，拿给老师看，吴熊和不满意，直接画了叉，连画好多页：“你自己回去想想，一周之后再来找我。”

　　一寸厚的论文被否定，黄杰那天“走路高一脚低一脚”地回去，“躺在床上三天没爬起来。”一周之后，黄杰仔细思考过了，吴熊和又帮她重新架构。到黄杰博士论文将要出版，吴熊和又抱病坚持审读并作序。回忆这些，黄杰不禁潸然。

　　胡可先回忆，老师知道一些同学怕接到他的电话，有一次他想打电话催问一位学生博士论文进展情况，拿起话筒又放下，放下后又拿起，如是再三，最后还是没打出去。

　　还有一次，一位年龄相对较长的博士生，带着文章与吴熊和交流。吴熊和聊了一会，忽然撇开话题，聊起当时学界动态，对某位学者的观点，吴熊和表示：“我不同意他！”这位博士回去后，忽然明白，自己文章的思路与那位学者其实十分相似，老师是用这个方式在提点他。

　　而吴先生在教学上，简直可以说是“定制”，他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学力、基础、个性来因材施教。

　　胡可先回忆当时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本来想写“宋代的科举与文学”，吴熊和建议他换一个题目，后来胡可先论文写的是“永贞革新与中唐后期文学研究”。

　　面对学生答辩中的专家意见，吴熊和对赞誉的文字往往一字不提，对于建设性意见，则特别重视。“一直到我们也指导博士生时，才深深感受到，廉价的赞扬并不是培养人才的好方法。”胡可先如今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