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险捡回一命后，没小几岁的患者硬要认她为干妈

　　这对医患“母女情”，延续了大半辈子

　　“对待患者，要像亲人一样。”浙大妇院主任医师蒋菊芬总是这么说。

　　事实上，真的有一位病人，被她认作干女儿。

　　因为一次凶险的抢救，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家庭产生了紧密的联结，开启了一段跨越大半辈子的医患情……

险些在逃难路上被丢弃

日后成长为专业大医生

　　蒋菊芬1937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一出生就遭遇日本侵略的战火，举家逃难。

　　逃难路上，母亲担心幼小的她连累大家庭，两次将她丢弃在路旁。第一次被父亲发现，第二次被哥哥捡了回来，“我哥哥后来常说，如果那时候把你丢了，那以后中国就少了一个大医生。”

　　蒋菊芬家是中医世家，她报考大学时理所当然填报了医学专业。1960年3月，由于成绩优异，她和其他70多名学生提前从原浙江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

　　提前毕业的学生中，绝大部分都留在学校任教或到几个综合性医院工作，只有她被分配到浙江省妇女保健院（即浙大妇院），因此被大家开玩笑叫做“独养女”。

　　工作后，蒋菊芬受到了浙大妇院时任院长刘天香教授的重用。刘院长亲自带着她看门诊，教她怎么做检查，帮她修改病史，还叮嘱她下班后多看书，时不时检查她的读书报告。

　　当时医生资源紧缺，各家医院都“求贤若渴”，才得以催生出“大院长+小医生”这样的奇妙组合。在刘院长的信任之下，她渐渐崭露头角，开始担起更重的职责。

率先开展阴道镜筛查

排除宫颈癌保住子宫

　　上世纪70年代末，浙大妇院引进了三台昂贵的“大家伙”——宫腔镜、腹腔镜和阴道镜，全是德国进口。

　　蒋菊芬和同事蒋月英被指派攻克阴道镜这个难关。她记得，由于设备贵重，阴道镜被锁在一个专门的房间，她和蒋月英一人一把钥匙，其他人都进不来。

　　这台阴道镜的用途是宫颈癌的早期筛查，当时国内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她和蒋月英只能查看国外文献一点点摸索。

　　第一年，他们免费给疑似宫颈癌患者做检查，积累了第一手的病例和资料，后来逐渐广泛用于临床，并先后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阴道镜诊断子宫颈病变的评价（附305例分析）》等论文。

　　其中一位绍兴的病人令蒋菊芬印象深刻，“她是哭着来找我的，当地医院怀疑她是宫颈癌，要手术拿掉子宫、淋巴清扫，但她还没生过孩子，不愿意切子宫。”

　　蒋菊芬先仔细看了看病人的宫颈刮片，觉得看起来不太像宫颈癌，随后又用阴道镜做了两次检查，结果活检都没查出癌细胞。根据经验，她判断这是宫颈中度糜烂，而不是宫颈癌。

　　病人相信她的诊断，没有接受子宫切除手术，而是进行了激光治疗，三个月后宫颈的糜烂果然消失了。

　　阴道镜宫颈癌早期筛查技术相对成熟后，蒋菊芬和同事开了培训班，将最新技术教给全省的妇产科医生，“我们制作了几百张幻灯片当作课件，可惜现在都已经遗失了。”

扎两只小辫子的年轻医生

给没小几岁的患者当干妈

　　今年年初，蒋菊芬的老伴去世了。此前，身患尿毒症的老伴在医院断断续续住院6年，时不时有一位姚女士到病房给他理发。

　　这位姚女士，是两位老人的干外孙女，是蒋菊芬多年前一位病人的女儿。这两家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蒋菊芬还是个小主治医师的辰光。

　　那时，蒋菊芬才30岁出头，扎着两条小辫就更加显小。一天她正准备下班，省卫生厅的一辆救护车停在了医院门口。德清人民医院一个产妇病情危急，急需派医生前去抢救。

　　“我当时年纪轻、身体好，也没有多想，带着一把产钳和800cc的血就上车了。”到了德清一看，这是一个产前子痫的产妇，生了一天一夜都没生下来，生命体征微弱。直到现在，子痫仍然是世界范围内的威胁产妇生命最常见、最凶险的疾病。

　　这时，她才后悔没有带上一个助产士，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先给产妇打一针催产素，产钳用酒精烧一烧、泡一泡消毒，直接把孩子从产道拉出来。拉出来一瞬间，鲜血如决堤般涌出。

　　蒋菊芬带的800cc血根本不够用，好在当地朴实的农民自发排队献血，填补上了血液的空缺，当晚产妇共输血3000cc。随着天光渐渐亮起，产妇终于在黎明5点多苏醒了……

　　虽然孩子因为宫内窘迫没有存活下来，但产妇深知她这条命是蒋菊芬艰难“捡”回来的。几个月后，夫妻俩带着鲫鱼、河虾来到杭州，非要认蒋菊芬当干妈。

　　“我那时候三十多岁，她二十多岁，相差没多少岁，我怎么好意思当人家干妈呀。”蒋菊芬一开始连连拒绝，后来还是同样农村出生的爱人点头，才认下了这个干女儿。

　　此后的几十年里，两家人一直保持着往来。后来干女儿年纪大了走动不便，就换当理发师的干外孙女来看望。多年来,干外孙女还承包了二老的理发。

　　你对患者付出多少，患者就会回报你多少。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任和感情是相互的。

　　——蒋菊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