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在哪里开的？

　　船上还是湖边饭店，或是名人别墅？

　　北山街上的

　　隐

　　秘

　　角落

　　通过马林的笔记、李大钊的信以及陈独秀、张国焘的回忆等文献，党史研究者们将西湖会议的时间、参会人员、会议内容和意义，一一梳理清晰。

　　但中共二大后不久举行的这次中共高层会议，为什么不选在上海，却要跑来杭州开？

　　明明在杭州开，为什么都称它为“西湖会议”？具体会址又在哪里？

　　带着这些问题，我继续开始寻访。

　　为什么不选上海开会？

　　杭州是上海人民的后花园

　　朱健提醒我，有一个细节值得留意。

　　1922年8月8日，二大结束刚半个月，陈独秀就因“宣传布尔什维克”被法租界巡捕逮捕。这一段，在今年的电影《1921》中有过演绎。而经过蔡元培等各方的呼吁，陈独秀于8月18日被释放。

　　刚出狱10天，陈独秀就召开会议，参会的还有李大钊、马林等人，这是非常危险的。朱健猜测，离开上海到杭州开会，安全可能是首要因素。

　　之后，我找到了杭州历史建筑研究专家仲向平，他给了我另一段很重要的信息：陈独秀对杭州这座城市很熟悉。

　　1910年初，从日本回来的陈独秀，在杭州生活了3年，他在陆军小学教历史地理。期间，与苏曼殊等人交游，与志同道合的高君曼结婚。

　　“高君曼才貌双全，读过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女中之杰。”仲向平说，陈独秀在杭州这个山水城市与她热恋，花前月下，两人估计就跟普通情侣一样，逛遍了全城，乘船游湖这种项目更是必不可少。

　　同时他又和友人到处游山玩水，在《游虎跑》《咏鹤》《灵隐寺前》《雪中偕友人登吴山》等诗里可以发现，陈独秀对杭州的熟悉度，算得上半个“活地图”。仲向平据此推测，陈独秀选择来杭州开会，有一个“地头蛇”原因。

　　“我们还要廓清一个事实，杭州当时是中国的后花园。”仲向平说，当时沪杭铁路是常用的交通要道，西湖自古闻名，很多人从上海去杭州玩。

　　而当时杭州西湖边的别墅，90%以上是外地人，特别是名人所建，包括今天还能看到的秋水山庄、新新饭店、刘庄等，大家都喜欢来这里休养。

　　李大钊从北京远道而来，张国焘等人到杭州的次数也不多，在这里开会既安全，还能游山玩水打个掩护。这样一盘，陈独秀把会议选在杭州、在西湖附近，就顺理成章了。

　　会址在西湖的游船上？

　　一张油画的模拟现场

　　关于具体的会址，至今没有定论，因为文献不足，各种说法都有。

　　在中共杭州历史馆里，有一幅油画（就是我们封面上的那幅），画的是西湖会议现场。参会7人姿态各异，十分传神。

　　朱健第一次见到这幅画时，就说它非常符合自己的想象，“关于人物的站位、场景的设计，可以看出画家花了大工夫。”

　　我找到了这幅画的作者——画家夏葆元。

　　2008年，他受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邀请，画一幅关于“西湖会议”的油画，于是，他来到杭州，采风数日后，艺术地再现了脑海中的会议现场。

　　“既然叫西湖会议，我觉得很有可能在船上。所以我画了一条与嘉兴红船类似的游船，7人聚在船尾，远处能看到宝石山和保俶塔，近处是孤山。这是里西湖的位置，相对僻静而且隐蔽，符合开会的需要。”

　　此前有学者质疑，1922年的西湖上还没有大的画舫。

　　但根据《西湖志》的记录，西湖上一直画舫不绝，民国时在上面摆酒席是一种风气。画舫其实是一种三进的船，跟南湖的红船一样，二进可以摆酒席坐十几个人，三进船尾有棚子。

　　1927年7月8日《申报》上有一则新闻《要闻：西子湖上之大学会议》，内容为第三中山大学（今浙江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邵裴子、马寅初等人，“于六日在西湖楼外楼午餐，午后即在西湖中泛舟，在舟中开会，讨论第三中山大学章程……”可见在西湖船上开会，是挺普遍的一件事。

　　而关于游船的想象，朱健认为，不管西湖会议在哪里开，那两天，与会者一起上船游个湖，顺便再聊聊，是非常有可能的事。

　　新新饭店还是春润庐？

　　《申报》引发的猜想

　　在党史研究者看来，除了游船，还有一种可能会议就是在当时西湖边的某家饭店里开的。

　　一方面是从地缘上看，这个和为什么叫“西湖会议”而不叫“杭州会议”也有关。

　　原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主任周云安曾撰文称，清末民初，杭州十大城门之内是杭州府，城外的西湖和杭县，要到1927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后，才由当时的省政府确定划归杭州，成立市政府。所以1922年的西湖会议，其实也排除了在“杭州府”城内召开的可能性，鉴于议题的重要性，选在游船上或西湖边的可能性较大，反过来看，不少代表回忆都称作“西湖会议”而也就顺理成章了。

　　那又会是在哪家饭店呢？

　　杭州在辛亥革命后，开始建设一些旅社式的饭店，稍大一点的有西湖、金城、新新、蝶来等4家。当时交通不便，人员出行大多是徒步，所以要召开会议的话，选在住的饭店可能性很大。

　　对杭州历史建筑非常熟的仲向平，这两年一直在翻《申报》，他心里有一张三维地图，当时的北山街和西湖周边那些房子都“一一标注”在上。

　　“首先，我觉得可能是新新饭店。”1913年成立的新新饭店，到1922年已经是西湖边最热门的饭店之一了，当时，学者、名流都很喜欢去新新饭店开会。

　　比如在1929年1月6日《申报》上，有一则新闻《中华文化基金会开会情形，蔡元培继任董事长》。

　　“这次开会就在新新饭店。”仲向平说，“虽然这是1922年之后，但此前蔡元培就很喜欢去住。他在日记里记录，类似某个房间，一晚上要5个大洋。”

　　当时有名的饭店，比如湖滨旅馆、西湖旅馆，都是《申报》的广告客户，商人、教授等富裕人士住得比较多。李大钊、陈独秀工资不菲，马林还有相关活动经费，“马林还是个西方人，住小旅馆会引人注目，这些大饭店常有外国人出入，对马林来说可以掩护，是很好的选择。”

　　巧的是，因为新新饭店是从民国留存至今的建筑，夏葆元画《西湖会议》时，苦于构建场景，就到新新饭店里拍了很多内部装潢的照片，把细节拼凑之后，画出了一个民国风的会议空间，让很多专家都觉得是“高仿版”的会议现场。

　　仲向平提出的第二个猜想是“春润庐”，北山街54号，在新新饭店隔壁。

　　春润庐的主人叫宋春舫，湖州人，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仲向平说，春润庐以前被戏称为“北京大学招待所”，因为宋春舫人在北京，杭州房子不住，众多北大教授到杭州后都去春润庐住过。

　　《高一涵年谱》中提到，1918年9月25日北大编译处在校长室开会，宋春舫和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陈独秀都在座，他与这些人都有往来。

　　以宋春舫这层关系，李大钊和陈独秀到杭州，以学术集会的名义借住春润庐，也不无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这些人并不住在同一地方，就像中共一大在上海时一样。”仲向平说，大饭店、小旅馆都有人住，要开会的话就选一家。

　　听专家们讲完，当年那次事关国共建立联合战线以壮大反帝反封建阵营的历史性会议，在我心里逐渐清晰。

　　带着他们的讲述和分析，我再次走到北山街时，不禁想象：脚下的路，99年前那7位参会者会不会也走过？

　　北山街上绿茵如盖，西湖水面清风徐来，8月天气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