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到底哪天开的？

　　为什么“南陈北李”都来了？

　　非

　　常重要的西湖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我看到了两页关于西湖会议的介绍，用外文写的，这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手稿笔记。

　　这两页纸是最直接的记录，它讲了什么？

　　在一些党史研究者那里，我反复听到一个名字：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原副巡视员朱健——他一直在关注这段历史。

　　日前，我去拜访了他。

　　会议是哪一天开的？

　　马林工作记录里的细节

　　1986年，30岁出头的朱健调到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主要工作是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关浙江党史的资料整理和研究。

　　其实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开始对“西湖会议”进行研究，但因文史资料缺乏，一些结论仅能根据当事人和间接“接触”者的回忆进行推断。

　　当时能看到的文献中，最早的来自蔡和森，他在1926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提到了这次会议。

　　之后就是1929年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也提到西湖会议，但没有具体召开的时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8月初，距第二次代表大会（注：中共二大）约三星期，另一次更重要的会议在西湖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专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1929年到1930年瞿秋白在莫斯科列宁学院讲授《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提到西湖会议是“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召开的。

　　苏联解体后，共产国际文件陆续开放，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国家档案馆联合，将其中关于中国的资料翻译过来，与现有资料整理到一起，汇编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共21册。

　　朱健听说这个消息时非常兴奋，马上申请去北京。因为这批材料中，很可能有关于“西湖会议”的记录，尤其是马林的报告、笔记等。

　　“马林当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1921年初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他在中国住了两年，参加了中共一大的上海会议和1922年的西湖会议，他负责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间汇报工作和传达指示，他还与孙中山建立了密切联系。马林的资料，无疑会对这段史实的确认起到关键作用。”

　　朱健在北京找到了《马林工作记录》《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等几份珍贵材料，从中确认了西湖会议的召开时间就是8月29日-30日，并确认马林参会是带有共产国际明确指示的。

　　1997年6月，朱健带着论文《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1922年西湖会议》去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会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二册正式出版。

　　朱健回忆，当时参会的中外学者都非常激动：“这套丛书的出版，弥补过去很多资料的不足。”

　　“南陈北李”怎么都来了？

　　一封给胡适的信里有答案

　　“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一大、二大李大钊都没有参加。”朱健说，但在二大结束一个多月后，李大钊在上海见了陈独秀，然后一起来杭州。

　　“南陈北李”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聚齐，就是“西湖会议”。

　　在中共杭州历史馆展陈里，有李大钊写给胡适的一封信。学界普遍认为，这正是李大钊在西湖会议之前写的。

　　适之吾兄：

　　学潮如何结束？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战。伯兰稍迟亦当来京，为政治的奋斗。《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弟明日与仲甫赴杭一游，一二日即回沪去洛返京矣，余容面谈。

　　请将此情形告知梦麟、一涵诸同人。

　　如何解读这封信里的“密码”？

　　我找到了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严泉。他指出，李大钊在信中，着重谈了孙中山的政治态度，提到与陈独秀（字仲甫）、国民党的张继（字溥泉）讨论“民主的联合战线”，同时嘱咐胡适在《努力周刊》对孙中山的舆论态度“宜赞助之”，这些都是指向国共合作的，而这也是李大钊南下的重要任务。

　　在信的末尾李大钊提到，第二天将与陈独秀“赴杭一游”。

　　暨南大学教授陶季邑曾对这封信进行过考证，他判断这信写于8月27日，因为“次日（8月28日）李大钊与陈独秀乘火车从上海来杭州，路上需要半日，29日参加会议，符合常情”。

　　陶季邑指出，李大钊在信中提到的“民主的联合战线”，仍然是此前中共二大的主张：党外合作。但经历了西湖会议两天反复讨论，最终转变为“党内合作”。

　　会上，陈独秀等人最终赞同了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这一决议，但是仍有不同意见。马林在1935年的回忆中说，会上有一两个反对者，“反对最力的是张国焘”。

　　其实，陈独秀也是坚决反对的，朱健说，是李大钊扮演了调和者。

　　因为在张国焘的回忆中提到，“虽然李大钊真正同意谁很难说，但他是相对温和的，很多情况下他居中协调。”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专家曾林平，据李大钊的《年谱》考证出，“当时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在李大钊的说服下，最后促成大家原则上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先由中共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然后再劝说党员加入。”

　　为什么这个会“很重要”？

　　党史里给出评价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而西湖会议参会7人中，除了李大钊、马林和翻译张太雷，其余4人都是执委会成员。

　　除了邓中夏，中共高层都到场了。这大概也可以为张国焘所说的西湖会议比中共二大“更重要”，做一个注释。

　　朱健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共二大的延续，同时也改变了二大定下的政策。

　　二大上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即同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建立党派之间的、对等的联合。但此时的孙中山刚刚经历了陈炯明的背叛，“他知道共产党内很多人比较能干，希望这些党员能加入帮助开展工作。”朱健说，但孙中山不同意党派的联合。

　　陈独秀原话是，对于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不承认党外联合。”

　　此时，到莫斯科汇报工作的马林回来了，在他看来，“民主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现的左倾思想”，要完成革命，只能按孙中山的想法进行党内合作。

　　马林为了说服中共，提议召开“西湖会议”。陈独秀与张太雷、邓中夏会谈后，决定邀请李大钊来。

　　西湖会议上，最终确定了党内合作的方针，张国焘回忆说：“这实际上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

　　之后不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人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李大钊还当选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西湖会议结束半年多后，中共三大到国民党大本营广州召开，与国民党达成了“党内联合”的共识。1924年1月，国民党的一大上正式开启了国共合作。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国民大革命展开，最终推翻军阀，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所以，西湖会议是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给出了评价：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