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高铁上读的艾伟的《妇女简史》，又是在飞机上读完《过往》，两本书都不是很厚，正适合旅途中阅读。

　　有一种感觉，艾伟的中篇小说仿佛是一只抽掉了多余气体的压缩袋，将空间夯实得严密又结实，读艾伟的小说总有一种紧张感，全程无“尿点”地看下去，肌肉和情绪都有些紧张，一个字不能放过，阅读姿势也不能太过闲散，因为闲散不符合艾伟中短篇小说的调性，他是一个有点吝啬的作家，不给你闲散的，一个字是一个字，信息量接着信息量，剧情像陀螺一样在转动着，不知什么时候会转到它的“最后时刻”。

　　所以，《过往》的第一句就是，“蓝山咖啡馆晚上十点半后生意好了起来”，有什么事马上要发生？而小说最开始的神秘一幕，要到终局前才破解，那个“服饰艳丽的女人”是谁，她干了什么，她为什么要这么干。

　　非完美女子的心声

　　《过往》中的母亲戚老师是一个非典型母亲，她的人生轨迹从“永城”正式登场，走向同大多数中国母亲不一样的道路，去省城、去京城，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回归永城，试图与儿女重新建立血缘之上的亲密关系，她身上展现出来的，有女性、母性、妻性诸多方面，在戚老师身上，最反传统的是，她身上的女性大于妻性，也大于母性。

　　当我们对温柔贤慧忍辱负重为母则刚之类的“母性”特质过于熟稔，甚至成为一种略带束缚感的思维定性时，《过往》中这一个无法无天的戚老师，可谓石破天惊。

　　本质上，这是一个将个人的发展放在最重要位置上的事业型女性。她成就了自己，也给丈夫和儿女带去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家庭的悲剧毫无疑问因她而起。在现实中国，多少有才华的妻子为了丈夫的事业自我牺牲了，而在戚老师这里，为她奉献的，助她成名的是同样有才华的丈夫。她走向聚光灯，走向盛名之下的名利场，而她的丈夫，走向人间消失。

　　在《敦煌》中，艾伟细微书写了关于一个女人所遭遇到的可能性。到了《过往》，艾伟依旧关注女性个体的命运，甚至可以说，艾伟一不小心，成为了当下女性寻求自我突围的“代言人”。艾伟借小项和戚老师这两位非完美女子，说出了普通女性藏而不露的心声。

　　在小说架构上，《过往》有意烘托起一个绝对主角：母亲。父亲在小说中只是活在他人的讲述中，从未正面登场过。父亲也是有光芒的，他的光藏在了母亲的身后，这从中国强势的“夫唱妇随”式公序良俗来看，又是一次颠覆。父亲成就了母亲的梦，或者说，艾伟在小说中指出，母亲的成名，大红大紫，本来就是父亲的一个梦。他为她写戏，她将戏唱红。他给了灵药，而奔月的是她。

　　艾伟亲自建构了一对灵魂伴侣式的夫妻，筑起了他们的理想人生，然后又将一层层人间的纷扰和人自身无法克服的欲望，作为击碎他们理想梨园的大棒——母亲同时也是一个拥有普通情欲的女性，她成名后并不能抵御来自名利场的诱惑：她有了重重心机的男女关系，甚至不感到羞愧，于是无法忍受母亲“不要脸”的儿子向父亲“告密”，父亲消失了，悲剧注定了。

　　至此，《过往》从一个非典型性母亲的故事，回到了一个普通人无法抗拒诱惑，之后又在人生终曲前完成母亲身份角色的救赎的故事。

　　一个特别世界中的母亲

　　艾伟的小说，人性刻画之准确度，犹如外科大夫执手术刀。我们看到了冷静从容，背后，却是被搅起的复杂的人性维度，惊起一滩鸥鹭。

　　《过往》很像是艾伟的一幅篆刻作品。他写越剧演员们所处的“永城越剧团”的内部，搭建了一个类似于新时代的“梨园”场，梨园内部的世界，与外面的普通世界有所不同，越剧演员们的嬉笑怒骂，落拓不羁，大起大落的人生局面，小说中都有精彩呈现。读者仿佛身在其中，贴着梨园中人比普通人生活的温度高一点的那种气场。

　　用艾伟的话来说，“梨园是一个特别的世界”，但他的初衷，《过往》并非是写梨园，而是这一个母亲恰好身在梨园。演员需要很高的能量，好演员更是特别需要强大的生命能量，《过往》中的母亲戚老师，正是这样一位能量大得惊人，大到离谱的人。

　　艾伟自己认为，这小说根本上是写血缘情感。母亲是因，孩子们是果，事实上，三个孩子的命运都和母亲息息相关。一个“不作为”的母亲，间接成就一个自己闯荡的儿子秋生，造就了一个继承自己事业的儿子夏生，毁掉了一个花季的女儿冬好。母亲这个人物不好写，她如此自私，撒谎，不负责任，但总体看下来也不失可爱。作为读者，我们既想责备她，批判她，却又喜欢她，袒护她，为她叫好。

　　用艾伟自己的话来说，他写《过往》是剥洋葱似的。小说的最后，已经时日无多的母亲杀了人，这是她最后的母爱爆发，是对秋生生命的救赎，也是对她自己一生所欠的还债，“母亲杀人”这一幕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为母亲加了一层“英雄主义”色彩，可见艾伟对这一位非典型母亲的偏爱。

　　母亲，一个大写的，敢做敢当的女人。但同时作为一个母亲，她几乎亲手毁掉了女儿冬好的一生，使冬好只能在精神病院里麻木地度过。发疯的冬好，成为一场母子间的大和解之后，一个永远抹不去的黑记忆，她既是过往，也是当下。

　　在阅读中褪去孤单感

　　《敦煌》和《过往》都有“戏中戏”。《过往》中有两出戏，第一出是令母亲成名的戏，叫《奔月》，从小说开篇至结束，《奔月》不断被提及，占据了叙事中心。第二出是母亲最后登台由她首演的戏，也是父亲为母亲写的戏，实际上，当下所有人的故事，是围绕着第二出戏的诞生而展开的，但艾伟却故意不提第二出戏的戏名，而是不断地加大《奔月》这第一出改变了全家人命运的戏的意象，而后来的那出新戏，似乎就是《奔月》的生命延续。两出戏中戏，一显一隐，母亲和父亲，也是一显一隐，彼此呼应。

　　没有圆满，只有残缺，但是，圆满又在暗处， 最后母亲首演的剧本竟然出于父亲之手，读到这里，心里不由得产生一种沧海桑田的感慨，只是物是人非，时光不会重现。

　　《过往》中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最美好的时光是在一座海上孤岛上的琴瑟和鸣。艾伟写到，父亲觉得哪怕他和母亲在海上的沉船上一起死了，也是幸福的。而代表着复杂社会的陆地，将要吸纳他们，成就他们，也诱惑他们。

　　“我们通过小说或故事，看到了别人的人生，我们得以窥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和我们的经验是如此相似，碰到的人生问题和我们一样，于是那种孤单感会在阅读时慢慢褪去。所以叙事艺术，在现代，它的喃喃自语相当于教堂里的祈祷，够让一个一个孤立的个体连结在一起，是能够抵抗我们的孤独感的。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所在，也是阅读的力量所在。”

　　如果理解了这段艾伟的小说创作谈的话，或许我们更能抵达艾伟笔下既温暖又残酷的人性世界。

　　希望，确实是最重要的。

　　本报记者 张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