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医学，他将平生所学都用在了教学上

　　陆老师的

　　通人之学

　　书法，不只是写字。

　　陆维钊这一代学人，在现代书法教育的体系中重新建立起了“通人之学”，道艺相随，学养相成，书法与学问无法分割。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通？

　　新中国成立以前，陆维钊在中文系主要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擅长先秦和汉魏六朝文学，也兼教文字学和戏曲史。新中国成立以后，古典文学的比重大量压缩，现代文学的课时则大大增加。

　　众所周知，杭大中文系古典文学的师资力量相当强，如夏承焘、姜亮夫、王焕镳、胡士莹、钱南扬等，都是国内一流的学者，而现代文学、语言教学法之类的课程，就很缺人手。系里如果有什么课缺人，陆维钊都能顶上，先后上过《历代文选》《现代作家作品选》《读书指导》《写作实习》《文字学》《中学语文教学法》等课。

　　陆昭怀记得，父亲常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猪头肉，三勿精。”

　　这是家乡土话，意思是样样都会，但样样都不精。

　　在他看来，论诗词研究，自己不如词学专家夏承焘先生，论楚辞研究，又不如楚辞学家、敦煌学家姜亮夫先生，而王焕镳先生于先秦诸子，胡士莹先生于明清小说史，钱南扬先生于古典戏曲史，专长突出，反观自己，特点都不明显。

　　陆维钊以“猪头肉”自比，但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位老师的自我修养。

　　陆昭怀毕业于杭大附中，一天，他的同学拿来一个处方，说要送给他，还是塑封好的，他一看，原来是父亲写的。

　　父亲是遗腹子，出生前，祖父得了伤寒不治辞世。长大后，他深感乡村缺医少药的现状，而曾祖父平时喜爱医学，留下很多医书，父亲自学中医基础理论，读了大量中医古籍。

　　四个孩子生病，父亲开方抓药，全包了。平时，陆维钊还给邻居和好友号脉，开方子，但大多属于补养、调理性质。他常与张宗祥、诸乐三等交流讨论医方。潘天寿、吴茀之、王焕镳、姜亮夫、周昌谷等都请他开过医方。

　　每次给人看病，他会详细记录病症、药方，以及服药后的情况等，有的还在医方的眉页详加批注。后来，家人找到了陆维钊手书的《医方录》两册，有的还注明“与阆丈（张宗祥）商后拟方”“与乐三（诸乐三）商量”等，足见陆维钊对给人看病的谨慎。里面还记载了部分医院医生开的处方，以及民间流传的验方、偏方，并注明症状、疗效，以便日后学习研究。

　　他曾对次子陆昭怀说，当初他想去中医学院当老师，他一直喜欢中医。很多中医生对医古文不精通，对《本草纲目》的理解有误，将会贻误病人。他很着急，必须大力提高中医药专业学生的古文阅读水平，纠正古籍医典译注中存在的诸多错误。

　　他和好友、中医学院的朱古亭医师约定，以后合作重新注释《本草纲目》，为中医古籍加句读，并对部分错误注释进行修正。

　　而书画，他视为文人修养，遣兴而已，不愿以书画为生，更未想以字画立家。但潘院长的那次来访，他知道，书法教育已不是兴趣不兴趣的问题。

　　对医学的兴趣，交给了陆昭怀。

　　多年以后，陆昭怀成为了一名医生。

　　有一次，陆昭怀发现父亲有三本西医书：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他觉得奇怪，父亲看西医做什么？

　　陆昭怀在读《中国书法》时，发现了线索。

　　父亲写字握笔时，指关节灵不灵活，这就是解剖学上的意义。手臂与肩膀的运转，受大脑和神经的指挥，是生理学。

　　“执勿过高，过高则重心不稳；勿过紧，过紧则转动不灵；中楷以上，必须悬腕，不悬腕则着纸移动必不便。凡此三者而已。”

　　陆维钊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是写不好作品的。

　　“吾人在此社会纷浊应付艰困之余，濡毫吮墨，临摹一二，此时之手脑，只在点画方寸之间。紧张之心绪，为之松弛，疲劳之精神，借以调节。”

　　“每日有一小时之练习，即有一小时之恬静。反之，吾人今日之生活，若再只有紧张而无恬静，只有劳动而无宁息，势必有害健康。”

　　“西人以休息与工作并重，谓休息后之工作，效率可以突进。此则信笔挥来，即不必求其成为名家，成为美术品，而为调节疲劳宁息精神计，又其功用之一也。”

　　这则涉及到心理学。

　　陆昭怀很惊讶，“这些知识我都学了，但要灵活地运用解释人的某项具体的活动过程，我还不一定做得到，父亲却在教学中用上了。”

　　陆维钊很认同当年潘天寿的观点：“中国的诗、书、画、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升华，学书画的人，一定要通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一点相当重要。现在许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许多人不好好学文，而光片面追求学字、学画，这样发展下去是不行的，也是不会有什么成绩的。”

　　他对书家的综合修养非常重视。

　　如何通？他论医道之“通”，“通也者，通其理，明其性，习其情，而备掌其法度，守常应变，各适其宜也。”

　　陆维钊的自我修养，要从他的大学说起。

　　陆维钊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以下简称南高师）。

　　当时的南高师，群星璀璨，他的老师——史地部主任柳诒徵，著名的历史学家，诗词、书法也“俱足名家”，教授王伯沆（名瀣，1871~1944），与柳诒徵并称“南雍双柱”（注：南京大学校史上承古开今的两位国学大师)；还有教授吴瞿安（名梅，1884~1939），著名戏曲理论家。

　　章祖安在《中国书法》序言中，回忆了陆老师的老师是怎样上课的——

　　王伯沆先生上课，满口珠玑，课堂人满为患，窗外也趴满了人。王先生周日还在家中讲学，焕镳师等至王府听讲，兴致好时，停不下来，大声言道：“留饭！”听者齐欢洽，下午散时，感觉浑身上下毛孔都通涮干净。某日，有一西装革履者持己所为诗词趋府就教，王先生讲课兴头被扰，遂高声道：“先念一句听。”全场肃然。来人便朗声念一句——“停！”王先生复加命令：“不要念了！”屋内气氛霎时紧张，紧接一句：“下面不会好了。”全场哄堂大笑，其人悻悻然离去。

　　想来，陆维钊先生后来的“绵里藏针”也是有“遗传”的。

　　章祖安说，南高诸师中，陆先生最亲近吴瞿安，可以称得上是他的得意门生——

　　瞿安先生有魏晋风度，时或雇一大船，叫上一批学生，度曲唱和，吹吹打打，陆先生吹笛为昆曲伴奏，师生们其乐融融，“不知东方之既白”。

　　《陆维钊诗词选》中载有散曲，是瞿安所授的结果，这在擅长诗词的学者中是极少见的。

　　钱基博（古文学家、教育家，钱钟书之父）曾评王国维与吴瞿安：王国维固有《宋元戏曲史》，但吴梅（吴瞿安）已深通到声律，如论及曲学大师，非吴梅莫属。这其实是学界公认的。

　　王伯沆讲学有魏晋风度，是静态的；吴瞿安带领学生弦歌悠游于舟上，是动态的魏晋风度，这些都可在《世说新语》中找到类似的例子。经如此众多的大师熏陶、亲炙，陆先生实在太幸运了。

　　毕业后，陆维钊去清华给王国维当助教。1951年，他在华东革命大学学习时写的自传，其中注明：“1925年6月，南京高师毕业（代理校长蒋维乔），清华大学任为国学研究院王静安先生助教（介绍吴宓），9月以祖病中途召回，由赵万里代。”

　　小时候，陆昭徽和陆昭怀经常看到，父亲与胡士莹、夏承焘、王焕镳、任铭善等杭大中文系的同事在一起展示书作，研究笔法，探讨章法疏密。

　　篆隶楷草行，书法五体书皆精；他喜欢绘画，山水、花卉都画；他研究戏曲，喜弹琵琶、三弦，也吹箫；他攻读中医理论，为人诊脉、开方。

　　但陆维钊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诗人。

　　1918年，仲秋月夜，19岁的陆维钊和同学登临宝石山顶，俯瞰西湖夜景，吟诗：

　　云淡星稀玉笛清，一山歌唱动秋声。

　　总缘怕负团圞节，特向西湖拜月明。

　　暮烟开处月华明，独唤轻车驻水滨。

　　曾记狂吟登绝顶，万山青拥一诗人。

　　他始终以诗人自许。

　　在病榻上，他留下了一首《减字木兰花》：

　　当时年少，月夜登临秋皓皓。意气纵横，万山青拥一诗人。

　　而今老病，重到西湖秋有影。依旧诗人，江水东流不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