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点的

　　日

　　与

　　夜

　　王晓红的手机里有四五个新闻APP，她每天最关注的就是和疫情相关的讯息：哪里出现疫情了，哪里被调整为中高风险区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也许就是平常的疫情讯息。然而对于王晓红来说，这些都是“蝴蝶的翅膀”，任何地方的一震，都会联动到这个小小的隔离点。这样的状态，她已经持续一年多。

　　王晓红是钱江晚报小时健康小站、杭州市西湖区文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去年3月，西湖区综合性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以下简称隔离点）成立，她和同事们承担起医学观察的任务。一年多时间，王晓红常驻隔离点。

　　这一年多，全国的疫情形势不断变化中。但不管外界如何，隔离点的状态，始终都是紧张有序。

　　王晓红形容：窗外四季风情变换，隔离点内“与世隔绝”。

　　一年前进驻的时候，王晓红曾想过这也许只是临时的。而如今，她和同事们早已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

　　明明没出差，却一连14天不回家

　　最近，王晓红所在的隔离点接纳了80多位隔离人员，和前段时间相比减少了很多。这也说明，这波疫情已经趋缓。

　　王晓红还记得7月22日一早，她的手机里弹跳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出现疫情的新闻，“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想着我们这里要紧起来了。”果不出所料，当天晚上，就有30多人被送来隔离。

　　从那个时候开始，隔离人员陡增。最多时，100多个房间全部住满。

　　8月28日，文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验科的陈斌进驻隔离点，这是他今年第三次进驻。

　　当天晚上，陈斌就忙了个通宵，凌晨零点，有人解除隔离，他送人出来，然后马上又接到临时指令，接收10多位密切接触人员。

　　这是隔离点的工作常态：不分时间点，随时开工。陈斌和同事们见过深夜以及凌晨每个点的杭州。

　　这个隔离点是综合性的，接纳的人员非常复杂：入境的、来自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健康码转成红色的、定点医院痊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者、密切接触人员、次密接触人员等。

　　从建立之初，隔离点的医学任务就由文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古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承担。“两个中心的医护人员轮流进驻，每次6位，一个周期14天，吃住都在里面。”王晓红说。

　　隔离点在一个酒店内，3楼是清洁区，也是信息指挥中心。上面四层是隔离人员居住区，也就是俗称的隔离舱内。

　　进舱需要二级防护：隔离服、防护面罩、N95口罩、隔离手套等。一个班次3小时起步。“夏天在舱里，衣服都是干了湿，湿了又干，一天下来，怎么也要循环几遍吧。” 公共卫生医生刘斌笑着说。

　　6小时没法喝水，一口气干掉近两瓶

　　80后何玲玲是文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管护士，8月初，她首次轮转进舱，进来不久，就遇到一次意外，

　　那是一个上午，何玲玲接到指令，穿好防护衣物，到社区去接一位男性密接者。“对方不配合，觉得自己不需要隔离，怎么解释都不行。”

　　何玲玲和社区工作人员站在楼道里，轮流劝说，对方索性关上了房门。大太阳，30多度的天气，一行人反复进出楼道，想对策。

　　“我全身都是汗，衣服湿透，感觉要虚脱了，又没办法喝水。”有一阵子，何玲玲大脑里只有一个念头：喝水。

　　一直拖到下午3点左右，警察介入，这位男性才开门。

　　回到隔离点，脱下穿了整整6个小时的防护装备，何玲玲一口气喝掉将近两瓶矿泉水，她感觉自己就像一条离水很久的鱼。

　　白天受了委屈，晚上才想起来要哭

　　给隔离人员测量体温、核酸采样、环境消杀。这是舱内医护人员的主要工作。每一位隔离人员，进酒店到房间，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要消杀；解除隔离的人员，离开后的房间需要消杀；舱内公共区域，每天两次的消杀必不可少。

　　消杀用的药桶，20多斤重，最久的时候，一背就是一个小时。

　　“背下来，这里都是痛的。”何玲玲摸着脖子和背，“男同事背的更重，有30多斤。”

　　采样的工作也不轻松。隔离人群不同，采样要求和次数也不同，有人需要做鼻咽拭子，有人需要做血清学抗体检测。

　　何玲玲在采样时曾被惊吓到。当时，她在舱内为一位60多岁的阿姨做鼻拭子。鼻拭子采样有点难受，第一次，何玲玲还没将棉签伸入对方鼻子，阿姨就本能往回退，很抗拒。耐心劝说后，第二次，她刚把棉签探进去，对方突然猛然用双手把她推开。

　　“我没有准备，往后倒退了几步，打了个趔趄，还好没有摔倒。”让何玲玲更意外的是，这位阿姨顺手又拿起房间里的椅子，高高举起，“我当时就懵了，傻站在那里，也没想到要躲，就想着：她砸下来，我就完了。”

　　幸运地是，阿姨在最后一刻收住手，只是狠狠地把椅子摔在地上。

　　当时的何玲玲并没有太多情绪，“但晚上休息的时候，哭了，也说不清是后怕还是委屈。”　（下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