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到现在

　　这个隔离点已接纳四五千位各类隔离人员

　　有夜半惊魂

　　有不被理解

　　更有很多被感动的瞬间

　　在隔离点，最辛苦的是什么？

　　来自杭州市西湖区文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斌和何玲玲都说，不是背消毒桶，不是随时被叫醒处理指令，“是心理压力大。”

　　“不同隔离人员的隔离时间、采样要求、隔离标准都是不同的。我们这里，最短的只需要一天，最长的要隔离28天。举例来说，接到指令，要来隔离人员，你得立刻反应过来，他该怎么隔离。”王晓红用“烧脑”来形容这个信息处理工作，“如果这个环节出错了，后面所有的工作都会受影响。值这个班，24小时神经都是紧绷的，睡觉都是浅睡眠，要随时准备接指令。”

　　夜半惊魂，他紧张到手脚发抖

　　他们的电脑里有一张总表，密密麻麻标注着每位隔离人员在哪天需要采样抽血，哪天解除隔离。

　　陈斌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值班时的“魔乱”，“电脑上的钉钉群、手机里的钉钉群、固定电话、手机电话同时响起，那一瞬间，不知道该先处理哪个。”

　　更大的压力是担心隔离人员的身心健康。“隔离点的人员各种各样，有带基础疾病的老人，有小孩，有孕妇，有患者。最怕他们隔离期间出意外。”

　　文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姜笛至今记得自己值班时最惊魂的一幕。舱内人员去给一位老太太核酸采样，怎么敲门、打电话都没反应，备用钥匙也打不开。

　　“我的心都吊起来了，真是急疯了。最后破门而入，发现老人是戴助听器的，睡觉时，把助听器取下来了。”

　　这样的夜半惊魂，陈斌也经历过一次。

　　一位20多岁的留学生归国后隔离，晚上7点多时，说自己胸闷。“我们进舱后检查询问，做了心电图后，判断他是心梗，按照规定，要转运到定点医院。”

　　让陈斌万万没想到的是，凌晨时分，转运车又把小伙子拉了回来，“他不同意住院，觉得自己问题不大。但心电图提示，他是很明显的心梗啊。”

　　陈斌和同行不放心，守在他的房间，给他一张张做心电图，“做了十多张，都提示有问题，我们就是想引起他的重视。又联系了浙一医生，给他远程会诊，医生也说，要赶快住院。”

　　劝说期间，陈斌手脚无法控制地发抖，“又急又怕，心梗挺凶险的，怕他突然就出事了。”

　　四位医护人员轮流守到凌晨4点，小伙子最终同意转运。

　　解释沟通比专业工作更耗时，更难做

　　王晓红自称是隔离点的“常驻人口”，每隔14天轮出一次，最多隔一周就再次进入。

　　她在这里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隔离人员。“很多时候，解释沟通工作比专业工作更耗时，更难做。”

　　上个星期，有一家三口解除隔离，按照规定，离开前需要做鼻咽拭子采样。“最后一次采样，那位爸爸坚决拒绝，说已经采过很多次了，每次都没问题，为什么还要反复采。”

　　先是采样的医护人员在房间门口和这位爸爸沟通，在舱外的王晓红又通过房间电话和他沟通。“前后交涉了1个多小时吧，最终他还是同意了，因为不采样是没办法解隔、离开的。”

　　王晓红有些无奈又习以为常。就在当天，又有一家五口被送来隔离点，一定要住套房。“隔离点房间配备是按照隔离要求来的，没有特殊情况，都只能一人一间。”

　　一家五口觉得王晓红他们小题大做，理由是：现在疫情哪有这么厉害？身边都没人被感染啊。你们是不是故意为难我们？

　　这番解释工作，又花费了近一个小时。

　　也有隔离人员进舱后，对房间各种不满意：没有飘窗、地板看着太脏、房间不朝阳、淋浴间太暗……“地板其实不是脏，是因为反复消毒，留下划痕；房型的确有差别，不能一一满足。”

　　还有人被送来隔离时，就带着情绪。“特别是一些被流调出来的密接或者次密接人员，他们觉得自己好好的，怎么就要被隔离。” 有一次，陈斌进舱采样、询问病史，对方一问三不知，好不容易开口，还是怼人的语气。

　　会不会生气？“不会，因为没有力气生气，穿着防护服时间久了，闷热，憋气，说话、动作都是缓慢的。”陈斌一直说，自己很理解他们，“突然被通知隔离，生活工作要中断，刚开始的确有情绪，要找人发泄，我们又是直接接触他们的人……”

　　只是，事后，想想自己和同行在隔离点不分昼夜，这个27岁的小伙子也会觉得委屈。他在朋友圈发圈自我安慰道：这委屈，我咽下，毕竟我从事的是医疗行业。

　　他们一直记得，那些被暖到的瞬间

　　王晓红觉得，去年疫情最严峻的时候，隔离人员反而最配合。

　　“毕竟，现在外面的生活工作都已恢复正常，如果在户外，偶尔还可以摘掉口罩。到了隔离点，一下子是这么严格的措施，一般人开始都很难接受，也不能理解。”有人惦念着自己要签买房的合同，反复催问能不能早点出去；有人提出，亲戚生病了，能不能出去看下再回来；有人急着处理工作上的事，想偷偷从窗户往外扔材料，让人来取……

　　“外面生活照常，才说明我们这里的工作有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些被隔离人员也是在做贡献，他们也不容易。”王晓红很理解他们。

　　但其实，最不容易的是隔离点的工作人员们。陈斌的口腔溃疡从来就没好过，进舱待一段，就会扁桃体发炎；姜笛的湿疹发了消，消了发；还有很多人消化不良……这些都是压力大、休息不好、免疫力下降的后遗症。

　　这次进舱，陈斌特意带了一些养生茶，他自我调侃，“我这年纪轻轻的，就开始养生。”

　　这一年，王晓红没有离开过西湖区，每次轮转出来，她就带孩子在外吃顿好的，作为补偿；何玲玲轮到进舱的那两周，就把读小学的女儿托付在邻居家；除了王晓红，姜笛是在隔离区工作时间最久的一位，虽然离家的车程只有一个小时，但他一年多都没回去，“也不是没有机会和时间，我在隔离点工作，还是少流动比较好。”

　　在隔离点的他们，执行的是最严格的防护，每两天做一次核酸检测。但依然觉得要防患于未然。就像王晓红，出舱后，无论在是户内还是户外，都不摘下口罩，这也成了一种习惯。

　　虽然在隔离点很辛苦，但他们也经常被暖到。比如，有大伯大妈晚上被送来隔离时，连声对他们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休息了；比如，有人在解除隔离时，真诚地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比如，有一群入境的中学生，离开后，寄来一张张精心制作的致谢卡片……

　　从去年到现在，这里已经接纳过四五千位各类隔离人员。别人眼中的非常态，对他们来说，早已是一种常态。毕竟，这里是疫情防控的前沿哨点，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是切断潜在传染链条的有效方法。

　　“外界岁月静好的安稳，窗外车水马龙的繁华，就是我们坚守的意义吧。”王晓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