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植物园里，有一个“北纬四十度”的地理标志。

　　北纬四十度，是首都北京地理的纬度。从此地延伸，北纬四十度向西，向东，将延伸到哪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陈福民，反复打量着北纬四十度，并且用脚丈量着这条纬线，来回穿梭于历史深处。

　　他的新作《北纬四十度》是第一部围绕北纬四十度进行探究的文化大散文。陈福民提出了“北纬四十度”的跨界性文化概念。他发现围绕着北纬四十度所处理的题材，“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直至十七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每一个具体的话题都牵涉到繁巨的历史容量。”

　　于是，一个个站在北纬四十度之上的历史人物，通过陈福民的笔端，一一向我们走来，带着热气腾腾的生命气息，带着情感、带着理想、带着矛盾和不安，带着壮志未酬的忧虑，带着得意和失意，他们走来，如此鲜活，个性鲜明。

　　钱江晚报：成就此书，您既有书宅冷板凳故纸堆生涯，又有热血的亲身行走，哪一部分“功课”更为重要？

　　陈福民：具体动手写作大约用了4年左右，对于一部30万字的著述而言，这个时间在很多作家那里是相当漫长了。因此我很钦佩和羡慕那些才气充沛落笔生风的作家，我不行。在宽泛的意义上说，这本书的准备工作其实开始得更早，只不过那不算是有具体目标的“准备”，而是日积月累的阅读思考，一点一点接近了目标。

　　很难说读书与行走的哪种功课更重要，中国古人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康德终生不离哥尼斯堡。仅就我处理的题材看，这次写作是个身心活动互相印证而不可偏废的过程。特别是涉及到历史地理学层面的知识，走不走及看不看，区别还是蛮大的。

　　钱江晚报：读您的书，让我们再一次打量写《史记》的司马迁，在您看来，他到底是在写历史文学，还是写真正的严肃的历史？

　　陈福民：从先秦到魏晋很长时间内，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构成是“文史哲不分家”，曹丕说“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也不是单指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所以先秦两汉的同一种典籍能够为文史哲各家所征用。

　　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毫无疑问是“真正严肃的历史”，他书中所述的很多不确定情形，后来都得到了考古支持，足证太史公的严谨科学。从今天的观点看，他同时兼具卓越的文学才能，不仅“刺客列传”中每篇都可以当作短篇小说来读，弥散在全书中各处的描写也非常具有感染力。即便是他对李广这个历史人物充满同情爱戴，也并未讳言李广的缺陷——他是如实描写的，我们今天也因此才知道李广诸如不训练、不放哨以及“迷路”等不适合大规模运动战的各种短板。

　　与其说我在质疑司马迁，不如说我对后世乃至今天的读者不加分析，全盘接受司马迁的价值立场感到担忧。换言之，如果真的该打板子，也打不到太史公和《史记》身上，应该检讨的，是我们自己学习历史分析历史的态度与方法。

　　钱江晚报：您自己如何处理《北纬四十度》的“文学抒情”的？我们在书中确实读到了那种抒发。

　　陈福民：我在书中很“抒情”么？果真如此的话，真是令我意外和惭愧的事情。

　　面对这个题材，我主观上是抱着某种学术研究的立场和态度出发的，对于史料的丰富与准确我始终孜孜以求战战兢兢。我不自量力地希望建立起一种能够与普通读者沟通对话的“研究”性写作，从而使躺在历史典籍中那些冰冷的材料和人物在拥有生命力和表现力的同时，仍然保持其准确与客观的品质，所以我一直都很警惕那种干扰客观性的过度抒情。

　　钱江晚报：“抒情”不是反义词，一种最冷静的表达方式。我们能够在您的《北纬四十度》这本书的阅读中，感受到一种浓烈的家国情怀，是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在“北纬四十度”之间流动的，这算不算抒情呢？

　　陈福民：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说，这本书的写作，就是我个人在历史态度上“反对抒情”的产物。但很显然，我做得不够好。而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证明了文学影响力之润物无声深刻巨大。

　　钱江晚报：您写了一批影响着北纬四十度历史进程的人物，其中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您写哪个人物时最为动情，或者最有感同身受？

　　陈福民：怎么说呢，其实这种立场来源于一些非常朴素的质疑与感受。在传统书写和民间评价中，往往存在一种从结果反推起点的道德绝对化的倾向，好人就生而圣洁光环绕身，坏人就是基因里带来的一坏到底。鲁迅对此深深厌恶，所以才盛赞“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以长城为例，秦始皇在燕赵长城基础上完善了“万里长城”，这肯定需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不仅造成帝国财政困难，也伴随着人道主义悲剧，这都是毋庸讳言的。但是，修筑长城直接关系到农耕文明的生存与国家战略，有其在当时条件下不得不然的理由，但是这么简明易懂而重大的历史动机几乎是没有人愿意认真对待的，人们只愿意看到孟姜女的“哭倒长城”并累世传颂这千古一哭，仿佛秦始皇修长城就是为了弄死万喜良（传说孟姜女的老公）。不得不说，这不是理解历史的正当态度，这才是我所反对的“抒情”。

　　与此相类似的是隋炀帝修建京杭大运河，欧洲史学普遍评价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但在中国民间，还有人说隋炀帝修这条河仅仅是为了方便自己去扬州泡美女。

　　诸如此类的例子太多了。因此，理解一种历史现象，分析某个历史人物，“促膝”并不能保证得其真实复杂，但不去“促膝”是肯定得不到的。这个功课任重道远。

　　钱江晚报：这本书中，似乎小人物并不重要，决定历史走向的都是大人物？或者说，小人物们都已藏身在北纬四十度线的背后，成为一个巨大的背景，您同意吗？

　　陈福民：历史上的“大与小”其实是个动态的辩证关系，就像中国人习惯于讲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卫霍就其出身说，从开始就是彻底的小人物，只不过因为非凡的军事成就而被历史记录了而已。这一点与欧洲军事贵族集团牢固控制着社会权力相比是非常不同的。

　　钱江晚报：我注意到这本书中围绕着北纬四十度，也有几位留在了历史的帘幕后的女性人物，王昭君、萧太后、北魏冯太后、蔡文姬等，您觉得女性在历史时空局限中，少数人仍然能有所作为的条件是什么？

　　陈福民：我对女性问题没有研究，但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说的话我一直记得：“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这句话是一副解毒剂，不仅把我们从“红颜祸水论”中解放出来，也拨开历史迷雾看到被遮蔽的真相。

　　本报记者 张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