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医护人员中挨骂最多的人
他们有个共同的鲜为人知的名字——
死因调查员
本报记者 何丽娜 通讯员 蒋升 严敏 王珺 黄君萍 视觉设计 姬臣
“活着的时候怎么不来,人死了你们来调查?”
“这明明是在揭伤疤,还要我配合?”
……
对方一通严声斥责后,电话应声被挂断。
25岁的湖南姑娘海莉已不是第一次承受这种委屈:工作不到三年,她竟成了同事们公认的“挨骂次数最多的人”。
“哎呀妈呀!又被凶了!”听见这带有乡音的自嘲后,大伙已心知肚明发生了什么。
海莉没继续往下说,只是按名单顺序,静静拨通了下一个电话。
常常不被理解,但总得有人去做
你畏惧死亡吗?你能直面逝去亲人的死亡原因,并以平静的语气告诉他人吗?
大部分人心里的答案,也许是一样的。说不怕面对,那是假的。
有人说,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的作品像是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讲述人世哲理,他对生死的理解是中肯的:死亡和老人的距离,并不比和婴儿的距离更近,生命也是如此。而满心浪漫主义的郭沫若对此的理解则更为简洁:生死本是一条线上的东西。
人们忌讳提及死亡,可这又是谁都无法逃避的。人们常说人生如戏,那么红脸白脸总要有人演。海莉,就承担了后者的角色。很多时候,她有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死因调查员。
了解病史,核对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工作单位、配偶情况等,统计后将相关信息汇报上级疾控部门。死因调查员的工作乍看也许并不算难,大部分情况下只需电话沟通,若情况顺利,三五分钟就能完成。
可要是遇上不顺利的,被挂电话、挨骂是“家常便饭”,甚至还得像探案一样去“现场”调查。可即便不被理解,有时甚至困难重重,但他们依旧坚定推进。因为,这项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且,总得有人去努力完成。
直面死亡的他们,也有自己的软肋
据杭州市疾控中心慢病防治所所长徐珏介绍,杭州市居民病伤死亡原因统计工作始于1953年。当时,以上城区和下城区为全国生命统计试办区,至1986年普及至全市。
死因监测是政府长期、系统地收集居民死亡信息的重要工具,其监测内容包括传染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伤害三大方面。由死因监测资料可分析出重要的流行病学指标,如期望寿命、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死因顺位、死亡率和死因构成比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疾病危害程度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依据。
目前,在杭州从事死因调查员工作的基本上都是医护人员。他们是各医疗机构负责救治的执业医师、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乡镇(街道)卫生院负责调查的执业医师、120急救医生以及各医疗机构、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乡镇(街道)卫生院的防保科医生和各区(县)市疾控中心死因监测工作人员。
这份工作,对任何人来说,都不轻松。在素未谋面只是电话隔空沟通等情况下,就算心理素质再好,也要应对悲情围绕、不被理解、被斥责等重重考验。直面死亡,他们也有自己的软肋。
这个行业有个不成文的共性:男性寥寥无几,女性顶起大半边天。这也是因为女性情感更为细腻,能倾听居民心声。这些年,更有越来越多像海莉这样的90后基层医护加入了这支队伍。他们带来了更积极的心态,同时这份工作,也常常促使他们“迅速长大”。
近日,钱江晚报记者走进小时健康小站,听死因调查员们讲述这份特殊工作背后的心酸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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