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上岗的杭州流调转码女社工伍亚玲：

　　一天要打十几个小时电话 很累但觉得很充实

　　左手拿话筒，右手拿笔

　　这是她全天忙碌不变的姿势

　　本报记者 章然

　　瘫在椅子上，脑袋里嗡嗡的，发呆放空是伍亚玲最近下班后唯一能做的事。

　　伍亚玲今年32岁，年底刚刚考进萧山区新塘街道广泽社区成为一名社工。

　　12月9日，伍亚玲被抽调成为新塘街道疫情防控指挥中心一名流调转码工作人员。

　　左手接电话，右手记要点，一天下来，她的喉咙经常是嘶哑的，但“能为抗疫尽一份力，都是应该的”。

　　流调信息怎么来的？一个个电话问出来的。

　　伍亚玲进入流调转码工作后，精神高度集中。

　　每天早上8点，伍亚玲会收到来自公安系统关于新塘街道的疑似风险人员信息，总数大约千条。一旦有突发新增状况，又会增加几百个疑似风险信息。

　　左手拿话筒，右手拿笔，伍亚玲就进入作战状态：一个个拨打电话，照例会先说明来意，先问明住址，最近去过什么地方，是否有去过中高风险地区，去过的话，几点去的，几点走的。

　　每一个要点，伍亚玲先用笔在纸上做好记录，流调要点，关键是时间点和住址，要精确到小区几幢。

　　电话问完流调信息后，统一录入电脑后台系统，实时更新数据。

　　“最常见的就是对方会问‘你为啥要知道我们家住址’，我们会解释一下，但一定坚持要了解信息。”伍亚玲说，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配合的。

　　还有人会等流调电话等到深夜。“有一次半夜11点58分打过去，对方说一直在等电话，等一天了，因为发现自己的轨迹和确诊病例有重合，不敢乱跑，一直在房间里等。”这一切，都让忙碌一天的新手社工伍亚玲有些感动，“是那种众志成城抗疫的感觉。”

　　拨打流调电话之外，红黄码申请转码的诉求也在增多。

　　“市民如果发现是红黄码，首先要去当地村社报备自身的行程，然后在家等电话。”红黄码的信息，也会第一时间从大数据系统里给到伍亚玲。伍亚玲同样要一个个主动打电话过去问。她所在的团队有20人左右。

　　“这几天，大家都很辛苦。早上8点开始，凌晨1-2点还会在群里回复信息，第二天8点照常上班。”伍亚玲说，吃饭、喝水的时间都减少了。

　　一天下来，一直接听电话的左耳，几乎感觉不是自己的了，一直举着电话的左手酸胀无比。由于不停说话，喉咙也哑了。

　　“这阵子也没有时间管女儿，把女儿托给别人照看，得等我程序员的老公回来帮忙。” 伍亚玲说，老公很支持她：“这些天真的是顾不到家里，多亏有他。”

　　累是真的累，但伍亚玲也觉得做得挺有劲。为什么？伍亚玲想了想说，“之前一直是国家保护我们，现在轮到我们每个人出力了，能够为抗疫出点力，累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