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廷颙（yóng）记得他三四岁的时候，暑假里跟着妈妈从嘉兴老家到杭州来看爸爸。

　　那是1940年代末，廷颙的父亲何鸣岐，早年在之江大学学习，当时是建筑工程系的助教。

　　何家有五个兄弟姊妹，当时廷颙上头有两个已经上学了的姐姐佩韵和佩雯，后头两个妹妹还没有出生。父亲常常和一位陈伯伯一起，带着廷颙到钱塘江去游泳，他太小，只趴在爸爸背上跟着游水；有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去山上采毛栗子，父亲喜欢摄影，给他和母亲照了许多照片。

　　中午饭就在之江大学父亲的宿舍里头吃，廷颙午后要睡一觉。等他醒来，糖腌番茄已经等着他：皮都剥掉了，瓤也去掉的，上头撒了一把糖。“那是我人生最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后来，他就很少能感到这样的幸福了，他们兄弟姐妹常常只能看到父亲弓着背脊在画图的背影。“爸爸很忙很忙，不要说陪我玩了，话也很少跟我们讲。”

　　孩子都记得，父亲的书桌上，绘图的工具总是整整齐齐地摆在相应的位置，桌边常有一杯浓茶。

　　1952年底，也是一个下雪天，何家姆妈带着子女从嘉兴搬来杭州外西湖16号罗苑。从城站坐上三轮车，过断桥时路不好走，何家姆妈跳下三轮车，帮忙推车。

　　新家在平湖秋月旁的罗苑，旧时是一处美国人的私家别墅，俗称“哈同花园”。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从贵州回迁杭州，罗苑成为浙大教师宿舍。

　　何家当时住在现在平湖秋月景区最西面平台这个位置。家里的房间朝南面临西湖，推开一扇扇高大的百叶窗，湖光山色一览无余。到了春天的夜里，一轮明月悬挂在静谧的天空中，在微风吹拂之下，湖面上泛起一片金灿灿的小浪花。

　　可是父亲何鸣岐却无暇享受罗苑的美丽与惬意。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浙江大学为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需要选择新校区。何鸣岐先生作为浙江大学基建委员之一，土木系建筑设计负责人，身负重任。何家搬进罗苑后，父亲何鸣岐就开始没日没夜地投入到基建工作中去。

　　首先是参与选校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复原回杭之初，学校就曾设想在万松岭上南宋故宫遗址附近另建新校舍，但是由于当时的时局，无法实现。

　　解放后不久，浙江省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在杭州城市的西部偏北地区，划出了一大片土地作为规划中的文教区。

　　1952年11月，省、市人民政府首先考虑在文教区南端，当时的铁佛寺附近、黄龙洞之北，以跑马场为主地区划为浙大新校址。

　　当时浙大副校长刘丹带队前去查看，见到这一带都是水田，可能不宜基建；于是派土木系组织人力进行勘测、钻探，还试打了几个桩子，发现该处土地松软，不宜建造高层房屋。

　　倘若加固地基，工程费用约需要640万元。当时国家财力还比较薄弱，困难很大。

　　刘丹再次带领一些教师、工作人员，邀请同济大学专家到文教区里寻找合适的地方。他们发现黄龙洞以西到老和山下，有一片土地的地质状况比较好，民房、农作物比较少，多半是坟地，基建投资较省，周围还有发展余地。

　　经过省、市人民政府同意，确定将浙江大学新校址定于玉泉寺北的老和山麓。

　　刘丹先生将校园总体规划设计的任务，委托给了土木系的一位建筑学人才何鸣岐。

　　1953年7月，新校区建设破土动工。从设计到施工建造，时间紧迫，父亲全身心投入工作。何家孩子们常在罗苑见到刘丹校长，他来和父亲一起商讨设计方案。

　　起初家里只有一间房，因为何先生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工作，学校考虑到先生需要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在隔壁住家童竞昱先生家搬走后，又分配给何家一间房。

　　这正是何先生那段“极其拼命”的岁月。

　　1953年正式开始做浙江大学规划设计时，何先生已经50岁。那时候每天早晨起来，小孩子们走进父亲工作的那个房间里，总闻到一股很浓的烟味。

　　陈帆说“一切都早在先生的脑子里”。

　　何先生功力深厚。他在嘉兴时，曾与人合开过木材行。后来我们又听何廷颙说，他父亲也会木匠活，“大妹妹的高脚婴儿座椅就是爸爸做的。”

　　有工匠经验，何先生非常了解建构，明白房子是如何搭起来的，各个构件是如何交接的。

　　何先生还有许许多多丰富的人生体验：

　　何家第四个小孩、三姐“西泠”的名字，就和何先生的兴趣爱好有关，最小的女儿何南屏记得“父亲对罗苑家附近的西泠印社很是敬仰，他只要有时间，就会去西泠印社走一走，看一看”。

　　何廷颙印象中，父亲还十分痴迷敦煌，做过许多研究。他小的时候，曾在父亲的指导下，画过飞天。“爸爸对书法、篆刻、绘画，对京剧、文学、摄影、邮票都非常喜欢。”何南屏说，1937年，何先生在之江大学任教时，曾设计“航空救国”邮票四枚，未发行。“2007年上海拍卖行有限公司把父亲的设计样票四枚标注‘罕珍’予以拍卖，参考价40000元。我们事后看到相关报道才知道，对未能参加竞拍感到十分遗憾。”

　　何先生是一位懂施工的设计师，手头功夫极好，又有非常高的艺术修养，这些功底帮助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能落地的方案，兼具建筑所要求的“坚固、实用、美观”。

　　浙江大学之所以没有聘请当时有名望的设计师来做校园设计，可能是因为时间太过紧张，也有可能，是刘丹校长当时非常赏识何鸣岐先生的才华，委以重任。

　　到浙江大学工作时，何鸣岐先生的职称还是讲师。

　　何先生并不是科班出身。1920年，他在嘉兴上的是商学校，后来到上海当职员期间，认识了当时在上海联合办学的之江大学教员。何先生应该是在1929年开始，在之江大学上海校址一边工作一边旁听，后来一路回到杭州校址继续学习。

　　何先生在履历里，之江大学的求学经历这一栏，他老老实实地写着“工读”。毕业生名单里有“何鸣岐”的名字，但是他不是学校的本科生。何先生当时在学校里做教辅工作，后来在学校建筑部做监工、协助建造，学校自助部因此提供可以免费学习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