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活着》到《文城》，故乡的底色若隐若现

　　每一次写作，都让我回到南方

　　追溯来处，余华也曾是一名江南的小镇青年。

　　“我母亲曾经说起过我们在杭州时的片断，她都是带着回想的情绪去说，说我们住过的房子和周围的景色，这对我是很重要的记忆。我们在杭州有过的短暂生活，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是想象中最为美好的部分。”

　　这是他多年之后关于杭州的记忆。

　　在浙江写了《活着》

　　余华说了一个故事。

　　“我到县文化馆工作，曾去杭州参加一个文学笔会。其间，去看望黄源老先生，当时年近八十的黄老先生知道家乡出了一个写小说的年轻作家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对我进行了一番鼓励，并要我去杭州时别忘了去看望他。”

　　这位黄源先生，是余华的老乡，也是海盐人，他曾是鲁迅先生的弟子，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追随鲁迅、茅盾先生，活跃于文坛，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和亲密战友。他还曾经是浙江省文联和作协的名誉主席。

　　上世纪80年代，他已经离休，还如此爱才，给后生小子的余华写信鼓励，这是当时浙江文坛的一种生态。

　　余华在《收获》上发表《活着》的那一年，是1992年。当时他还在浙江。《活着》之前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在细雨中呼喊》等，都是在故乡完成的。

　　那一年，他还受聘为浙江文学院合同制作家。

　　后来的余华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走向了世界的四面八方，有了更多地域的生活经验，但他笔下的创造之物，依然会把青年时代之前的这个生活现场作为写作的主场。

　　余华曾说，“我的每一次写作，都让我回到南方”。

　　无处不在的江南

　　余华1995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兄弟》的上下部，那一年，他35岁，已经去了京城。《兄弟》 上下两部的完成，前后跨越了十年。

　　余华说，那10年是一个叙述者千载难逢的时代，他将现实与传奇合二为一，统一在了或许是他最熟悉、最亲近的江南小镇刘镇身上。

　　在《兄弟》中，余华展示了我们熟悉的江南小镇的景象，刘镇的电影院、刘镇的街道等各个场景，都在上演着时代变迁中一幕幕喜剧、闹剧和荒诞剧。中国人正从一个物质严重匮乏的年代，到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物质和金钱的欲望变得难以遏制，江南小镇也在这时代的裹挟之中，上演着人心和欲望的悲喜剧。

　　刘镇，是虚构的。或许有海盐县城的影子，或许又不是。

　　我们可以认为，余华将刘镇注入了普遍性、概括性和抽象性。它，起于他自小生活的江南小镇现场，又超越了那个具体的、特定的江南小镇。

　　最为人们念念不忘的《活着》，已经高度概括，高度抽象化，但你依然可以在《活着》中找到跟余华童年生活的某种对应，他在自己的随笔集《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中这样回忆了自己的童年——

　　“我的父母上班去后，就把我和哥哥锁在屋中，我们就经常扑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景色。我们住的胡同底，其实就是乡间了，我们长时间地看着在田里耕作的农民，他们的孩子提着割草篮子在田埂上晃来晃去。到了傍晚，农民们收工时的情景是一天中最有意思的，先是一个人站在田埂上喊叫：‘收工啦！’然后在田里的人陆续走了上去，走上田埂以后，另外一些人也喊叫起收工的话，一般都是女人在喊叫。在一声起来、一声落下的喊叫里，我和哥哥看着他们扛着锄头，挑着空担子三三两两地走在田埂上。接下去女人的声音开始喊叫起她们的孩子了，那些提着篮子的孩子在田埂上跑了起来，我们经常看到中间有一两个孩子因为跑得太快而摔倒在地。”

　　《活着》中的生活场景，就这样一一打开。

　　写作时，我是个南方人

　　刘镇如此，溪镇，也是如此。

　　余华去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文城》中的真实之地溪镇，让我们这些生于江南，长于江南的人嗅到了熟悉的江南小镇的气息。

　　虽然《文城》中描述的这个江南世界，至今已跨越了两个世纪，但江南底色在《文城》中如影随形。

　　书中，小美去阿强家当童养媳，在婆家学了织补手艺，这些细节信手拈来，正是余华小时候的所见所闻。

　　“我有几个同学的母亲就是童养媳。说到织补，有一次我坐在凳子上，起身时凳面冒出来的钉子把裤子拉出一条口子，就送到织补那里，当然那里的手艺远不如小美，补完后裤子上出现了一条蜈蚣的形状。当时我们镇上还有几家不同的小店，既卖货也能做些其他的活，我们家里的碗掉到地上碎成几片后，不会扔掉，而是送到小店用胶水补上，又能用上几年。”

　　最后一部分《文城。补》 中，我们读到了江南的一场罕见的大雪。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小美和阿强，都冻死于江南雪冻的极端天气中。

　　以一场极致的大雪，余华完成了他对故乡江南的深入肌理的书写，也完成了他关于江南的多重奏。雪，可以很美。雪，可以很冷。雪，可以很残酷。雪，也可以很温柔。雪，甚至可能是热的。

　　余华说，小说中江南的极寒与大雪在历史上确有其事，气象史上有据可查。

　　《文城》中的溪镇可以是很多江南小镇，我们似乎感到中国地域在《文城》的南与北中对流，彼此呼应与召唤。

　　《文城》中，江南人小美和阿强从南到北，一路北上，到过上海，又往京城奔去，又回到南方，北方人林祥福从北到南寻找小美，在溪镇听到了小美说过的方言后留了下来，最后，林祥福的棺木要回北方故乡去。

　　“我写《文城》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南方和北方的关系，二十多年来连念头闪过也没有，直到《文城》出版，《收获》主编程永新提醒我这个南北关系，他知道我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浙江人，当然也知道我在南方生活了三十年，在北方生活了三十年，我因此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觉，应该是潜意识的作用，把我身上混合的南北因素激发了出来。”

　　生于1960年的余华，在南方和北方各居住了三十年。我好奇的是，他在饮食、生活习惯以及思维方式上，是南方人多一点，还是北方人多一点？

　　“现在，我在北方生活的日子已经比南方多了，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南方人，当我在日常生活里无所事事的时候，我也许是北方人，我早就习惯北京的气候和生活方式，可是当我构思和写作的时候，我会意识到自己是南方人，我自然而然会把人物和故事的场景放到南方去，这让我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我想这是我在南方成长的经历决定的，这是根深蒂固的，不会改变的。”

　　儿子的作品里也充满了故乡

　　今年4月，余华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故乡海盐的文化大使。

　　“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余华说。

　　余华的儿子余海果，是在海盐老家、他父母所在的医院出生的。长大后，生于1993年的余海果导演了《许三观卖血记》。

　　“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给我温一温。”这是一个爱喝黄酒的南方人许三观。

　　余华住在北方的日子，偶尔也会喝一点家乡风味的黄酒。他自称“酒量不行”。

　　“我认识你的女人，我知道她叫许玉兰，她是南塘街上炸油条的油条西施。”

　　儿子导演的电影《许三观卖血记》，一些镜头是在海盐南塘街拍摄的。

　　许三观的这一天，“他就这么独自笑着走出了家门，走过许玉兰早晨炸油条的小吃店；走过了二乐工作的百货店；走过了电影院，就是从前的戏院；走过了城里的小学；走过了医院；走过了五星桥；走过了钟表店；走过了肉店；走过了天宁寺……然后，他走过了胜利饭店。”

　　仿佛这也曾经是余华走过的路。但余华已经走得很远了，还一直在走，在前行。

　　或许可以期待，无论余华走到哪里，人在何处，他还会写出更多让人咀嚼，让人唏嘘，让人思考的江南故乡故事，江南故乡人物。

　　本报记者 张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