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第一位，我们来认识一位看守所民警。

　　选他，是因为这个警种在你眼中可能是神秘的。

　　张国群，1983年出生，义乌人，曾经是杭州市急救中心的一名医生，如今是杭州市看守所的一名民警。因此，同事们送他一个外号——“警医卫”。

　　张国群是正儿八经医科大学毕业的，先在救护车上当了4年急救医生。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救过多少人，但是直到现在，各路警察战友还是喜欢请他上急救课。

　　大家都相信，“张医生”教的心肺复苏肯定是最标准的。

工作听着就是“发药”，但他真的重任在肩

　　因为疫情防控需要，监管系统从2020年至今都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状态，包括拘留所、看守所和监狱等封闭性的监管场所。张国群和同事们通常是每个月封闭3周，然后回家休息1周，如此轮换。

　　记者约见张国群后，等到他从看守所“解封”，前天晚上终于见上了面。

　　下班时间的张国群，是一个非常平和的男人。他描述自己的工作也很平和。

　　“早上给监区发药，一般是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服用的，护士一大早就帮我放好了。中午发的一般是临时用药，早上发药的时候巡诊，发现有人感冒或胃痛，我就回去给他开药；下午4点左右第三次发药……看守所里有不少在押人员是抑郁症患者，也有焦虑症的，失眠的蛮多的，所以第四次就给他们发。”

　　听着很简单是不是？都是“发药”。然而，换一种说法的话，张国群承担着所内艾滋病监区和死刑犯监区的医疗管理工作。

他们是犯罪嫌疑人，在张国群眼里还是患者

　　看守所里，形形色色的涉艾滋病犯罪嫌疑人，在张国群眼里还是患者。

　　张国群不会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再去接触患者，而是直接走进监室。他还要面对带状疱疹、疖肿、尖锐湿疣等病灶，甚至要对全身溃烂的皮肤进行清创和涂药，或者包扎。

　　有个28岁的男子，是被抬进来的，从医院直接送进死刑犯监区。

　　张国群去办收监手续的时候也吃了一惊：高位截瘫，大小便失禁，还少了一条腿。

　　男子杀了女友，然后跳楼自杀……住院几个月，一条腿因为坏死被截肢了。他毫无求生意志，只盼着快点被判死刑。

　　杭州市看守所也是第一次接收这样的犯罪嫌疑人。

　　张国群依然是平和的表情，每日观察他的健康状况，每周更换尿液引流袋，每月更换导尿管……为避免他生褥疮、血栓等，专门教会了同一监房的人员帮忙，给他每两小时翻身一次。

　　天天看着眼前这张平和的脸，男子开始会说一些客气话。

　　“张医生，麻烦你了。”

　　“谢谢张医生。”

　　对在押人员来说，情绪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原本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收监的时候被查出来。

　　张国群虽然不是专职的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他一样要解决他们的这些情绪问题，且要寻找多种解决方案里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那一种。

　　他遇到过一个身家好几个亿的大老板，50多岁了，因为非法集资进来，家人不闻不问。

　　大老板觉得自己可能会被判死刑，先绝食，后撞过一次墙。

　　“撞墙一般只能把脑袋撞个包，绝食一般也坚持不下去……”张国群会温和地去劝他进食，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

　　生命中最难堪的一面都被这位“张医生”看到了，从灵魂到身体的溃烂都没有被嫌弃，大老板无法再保持沉默，眼神里多了一些温度，饭碗也端起来了。

他用专业知识告诉艾滋病患者：你也可以有健康的孩子

　　风险还是有的。

　　一次，护士抽血时，遇到一位艾滋病患者不配合，手一甩。

　　护士急急来找张国群：我的手可能被扎了。

　　脱了手套，果然擦破了一点皮。擦破一点点也是职业暴露，马上吃阻断药，然后联系医院，一切都按规范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一直到最后一次检测确定安全，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在单位里，张国群是同事们眼中的“定海神针”。

　　“张医生很专业，讲话也有理有据，听着他的声音我就安心。”一位同事这么说。

　　为了燃起患者生的希望，张国群会用专业知识出主意：只要好好治疗，你能活，想要一个健康的孩子也不是不可能。

　　从警十年，张国群先后负责800多名涉艾人员的医疗安全，其中60多名艾滋病发病期人员、5名涉艾死刑人员。

　　张国群曾经有两次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第一次是高考后报志愿的时候，他在计算机和医学专业之间，选了医学。“挺好的，在哈尔滨上的大学，学会了滑冰。”

　　第二次是从120急救中心的工作岗位上报考公务员，他看到杭州公安招考的一个岗位是“临床医学”，踌躇满志地准备去做一名法医。万万没想到，考是考上了，完成新警培训以后，被分配到监管支队，来了看守所。

　　法医的工作和在看守所里面对艾滋病患者相比，很难说哪一个更危险、更辛苦，但都是在帮助别人，都是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我还是很有成就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