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白银图书奖（非虚构）：《北纬四十度》

　　陈福民：绘制一幅别样的千古江山图

　　以北纬40度为纬，以历史为经，可以展开一幅怎样的地图？

　　往西看，安卡拉的石碑上记载着突厥人与蒙古人的中亚霸主之争，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在一千五百年的风雨中飘摇，马德里街头的《国际歌》余音犹在，忽而又闻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发出“我有一个梦想”的呐喊。

　　往东看，中华五千年文明从昆仑山脉蜿蜒盘桓，经万里长城的不断加固，奔涌至四海五湖。力排众议推行“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御驾亲征反被困于白登的汉高祖刘邦，英勇无畏却悲剧性自杀的李广，以娇弱身躯扛起野心和欲望的王昭君……

　　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直至17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故事人物在变，但地点场域却从未变过。

　　各朝兴亡盛衰在这幅千里江山图中徐徐展开，站在北纬40度地理带上，陈福民眺望着，遥想着。

　　对这位生于、长于、学于北纬40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评论家来说，写下《北纬四十度》，比起巧合，更像是天意。

　　生长于北纬四十度

　　生长于河北承德的陈福民，一直把“老热河”挂在口中。他的父母一直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老热河人的记忆一直伴随着陈福民的生长与学习，著名的喜峰口战役在这儿被老一辈津津乐道，《大刀进行曲》的歌声从此响彻全国。比起土地肥沃的华北平原和水草丰茂的蒙古草原，夹在中间农牧兼营的热河，贫苦得多，荒凉得多。

　　在书中，陈福民把热河比做“经历过无数世纪风霜雨雪而心胸宽广的父亲”，贫困艰辛又豪迈粗犷。

　　陈福民的家与承德避暑山庄仅有一墙之隔，幼时的他常常和小伙伴翻墙进去游玩，在这里度过了野蛮生长、自由放肆的日子。于他而言，避暑山庄所代表的，是热河基因里简朴清贫的生活方式，在他身上留下的，则是承德人“大而化之”的性格烙印。

　　18岁离家远行工作，21岁考上河北师范学院，从承德到北京，再经过京张铁路的31个站点，他来到了张家口宣化区，开启了新的求学之路。

　　同为北纬40度，同样地理条件和自然气候的宣化，对陈福民来讲并不难适应。当时学校发粮票，粗粮和细粮按3:1的比例分配，平时吃饭则以高粱米或玉米面为主。

　　河北保定来的同学吃惯了面粉，面对粗粮连声叫苦，而陈福民则反之，他调侃道：“虽然在承德我还是个城市户口，但我平时也就吃这些。”

　　虽然一直生长于北纬40度，但年轻时的陈福民并没有将这个特殊的维度和历史串联在一起。他从小喜欢地理，没事就拿着中国各省的地图琢磨：河北承德在长城以北，北纬41至42度之间。

　　到了中学，他开始反复阅读《史记》，书中有关匈奴、鲜卑的故事让他颇感兴趣，白起、李牧等英雄的故事让他热血澎湃，“恨不能追随麾下的冲动和求之而不可得的遗憾。”

　　通读再三，他发现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政治事件以及杰出的英雄人物，基本上出现于北方及黄河流域。有时他也会思考：如果大明王朝按和平的方式进入近代，那么在长城以北，拥有同样汉民族文明的承德，其身份又当如何自处？

　　在北京定居后，他常常沿着G6公路自驾西行，在这条坐落于北纬40度的公路上，他看见一辆又一辆的大货车装着满满当当的小汽车，开往包头及更遥远的地方。西北人民对于现代交通工具的需求，让他想起汉武帝时期对于战马的热爱，那实际上正是对于速度的追逐。

　　他不由发出感慨：“历史不断消失，又不断重生，只是换了新的面貌和方式，重新再上演一遍。”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这个地理场域里，陈福民往昔的所得所感所困，逐渐被串联成了《北纬四十度》。

　　打开被遮蔽的历史面相

　　翻开《北纬四十度》，各类文明相互交融的历史长卷缓缓展开——

　　推行“胡服骑射”、修筑长城的赵武灵王，为何在壮年宣布退位？

　　打了败仗选择自杀的李广，为何被匈奴尊称为“汉之飞将军”？

　　一代名将卫青、霍去病，又为何被打入“佞臣”的另册？

　　在书中，陈福民引用各类史书上的文字阐述史实，二十四史、断代史、专业史……信手拈来。而这一切，得益于他平时广义的历史积累。

　　在他看来，阅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将书视作工具使用手册，对具体问题进行针对性地阅读；后者则和学科领域相关，是更为广泛的阅读，“在平时看起来或许是无效的（内容），在之后可以相互联系。”

　　上大学时，他本来报的是历史系，后被调剂到了中文系，但他对历史领域的阅读兴趣从未减弱。陈福民常常跑图书馆找各种类型的书看，从中国史到欧洲通史，再到世界史，这些积累让他在后续的写作中得心应手。后来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如果你要做学问，无用之书要多读一些。”

　　但与传统历史研究不同，在落笔成书之前，他试图通过观察和感悟，用生动的语言与细腻的笔法，重述一个个在文学虚构与民间故事中形成的历史人物。

　　在书里，被历史忽视的英雄被重新提起。

　　对赵武灵王，陈福民称赞他是具有雄才大略，富有想象力和行动力的一代雄主，借梁启超的话来讲，“是黄帝以后第一伟人。”他用半页的篇幅展开猜想：假若赵武灵王没有在“沙丘之变”死于非命，如果他直捣咸阳纵横千里……事后回想，就像陈福民所说：“如果成功和失败在同一辨证关系上，在无尽的时间中谁又敢说自己是真正的胜利者呢？”

　　在个人好恶明晰、迷恋“忠奸模式”的历史记录中，陈福民拨开迷雾，结合复杂的史实，借当代的文学眼光重新回溯历史。那些经过书写和传播后被遮蔽的历史面相被一一打开，这也是他想做的：在不同民族相互学习互相塑造的大背景下，呈现出自己的历史观。

　　以史实为底的非虚构写作

　　历史研究和文学，有很大的差别，前者奉行的是真实性，通过学术条件和行为逻辑推导出所谓物理意义上的真实，但后者奉行的是虚构性，通过合理的想象，叙述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除了表达自己理解和思考的历史外，通过这次写作，陈福民还想“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取她应有的光荣与尊重”。这是他的一个私心，他笑言：“我用一种煽情的方式告诉历史学的朋友，不要看不起文学，说我们只会瞎编。我希望让大家能够信任我的文字。”

　　在《北纬四十度》的写作中，陈福民首先考虑的是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为此他对史料进行了大量的引用。于他而言，“如果这个书在历史材料上站不住脚，就没有意义了，那完全成了一种抒情散文。”

　　写《北纬四十度》时，他给自己设定了双重难度，一方面是要保证历史的真实性不出问题，另一方面则要思考如何将其写得好看好玩，增添其文学性。

　　他心里很明确，《北纬四十度》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著作的缩减版或普及版，而是建立在当代文学表达水平上的历史非虚构写作。在真实和虚构的边界中，逐渐模糊而诞生的非虚构，既站在了事实的肩膀上，又插上了文学的翅膀。

　　“比如，在《那么，让我们去洛阳吧》这一章里，孝文帝的南伐和迁都是历史真实，但是临走时他是否曾站在帝国宫殿上，望着北方的地平线浮想联翩，没有人知道。这种细节性的文学手法，对整个故事的逻辑、历史的真实性，是没有伤害的。”

　　在他看来，胡适所提出的“多研究问题”是非虚构写作最有价值的面向。通过《北纬四十度》他将问题聚焦于民族史和文明史之间，当读者设身处地站在同等历史条件的立场上，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文明都有发展的权利，而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发生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解释为中国历史进化的动力性结构。

　　谈及遗憾，他坦陈书上交汇文明的程度之复杂，远不止十几个章节、人物表达的这么简单，在人物故事上他也有未补足之憾，“难度比较大，有点不太敢碰了。如果有机会写下一部的话，我可能尝试新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