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版好书奖：《红船启航》

　　丁晓平：这本书准备了20年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年，军旅作家丁晓平的《红船启航》和《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两本书接连出版。

　　6月13日，第十届春风悦读榜揭晓，《红船启航》一书获浙版好书奖。

　　但在过去的20年里，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党史研究和写作。

　　建党百年这个重要节点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节日，也是一次重大的考试”。

　　早在2017年，他着手准备写这本书，但其实积累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在对聊中，他讲述了这本《红船启航》的诞生始末和自己的心路历程。

　　10天嘉兴之行后

　　他定了书名

　　2017年，丁晓平和浙江教育出版社接触后，讨论了书的选题、创作方向和出版目标，并开始搜集相关材料。

　　这本书不好写。既要写100年前的历史，还要顺百年历史长河而下，一直写到今天的现实；既要有历史讲述，还要兼顾时代精神。丁晓平觉得，自己要完成的任务是“从开天辟地到共同富裕的百年史诗”。

　　直到一年后，丁晓平还没完全想好，书该怎么写。

　　2018年夏天，丁晓平第一次到嘉兴，这个红船起航地，这个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的地方，这个百年党史的起点。

　　他在嘉兴一共待了10天，不算长。这10天里，他马不停蹄地采访、调查，有几天更是忙到半夜。

　　丁晓平先找到了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几任老馆长，听他们讲纪念馆和红船的往事。老馆长们的讲述中，多次提到一个名字：郭竹林。

　　郭竹林，山东人，曾任中共嘉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南湖革命纪念馆成立于1959年10月，成立前，就是郭竹林在为建馆前前后后奔走。1959年那会儿，为了搞清楚38年前的南湖游船是什么样子，郭竹林和宣传部干事董熙楷跑到北京，当面请教了李达的夫人、负责中共一大会务工作的王会悟。

　　回到嘉兴后，郭竹林又联系了造船厂制作红船模型。红船依样造好，停泊在湖心岛，才有了后面邓小平同志给纪念馆题名，董必武同志两次访红船等等。

　　有了郭竹林这条线索，丁晓平通过材料和当事人，一点点将历史细节补充完整。

　　他寻访到了80多岁的萧海根老人——当年郭竹林找到嘉兴造船厂造红船时，萧海根还是一名厂里的年轻工人，他参与了造船工作。

　　丁晓平跑遍嘉兴各个档案馆，登门拜访一个又一个亲历者，从老一辈的纪念馆馆长，到如今接待无数观众的纪念馆馆员……这10天里，丁晓平收集了很多一手史料。

　　这些内容，经他整理构架后，形成了全书的下篇《精神聚人心》。这一部分梳理了当年复原红船、建立纪念馆的经过，展现了嘉兴红船如何启航，讲述了“红船精神”是如何发扬光大并赓续至今。

　　“在嘉兴采访的日日夜夜，非常难忘。”结束嘉兴之行后，丁晓平决定将书名定为《红船启航》。他很感激这次嘉兴之行：“可以说，没有嘉兴人民，就没有我的《红船启航》。”

　　写作准备

　　可追溯到2001年

　　下卷的内容靠的是大量的采风和走访，而上卷《红船劈浪行》聚焦的是1921年前后中共一大召开的历史。丁晓平以大量笔墨描写1921年之前的那个“觉醒年代”，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交游，思想动态进行详细铺垫。

　　这部分写作，更多来自于书斋里的冷板凳功夫。

　　“《红船启航》的写作准备，其实可以追溯到2001年。”丁晓平说。

　　20年前，他刚刚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当编辑。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一本《毛泽东自传》，这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整理的，1937年出版。丁晓平重新策划、编辑、校注后，出版了这本书。

　　2001年版的《毛泽东自传》，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一版本封面沿用了1937年版的题签，由潘汉年题书名。

　　那本书也是丁晓平开始进行党史研究和写作的起点，对这段历史，他比较熟悉。

　　在《红船启航》之前，丁晓平就先后著述过《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硬骨头：陈独秀五次被捕纪事》《世范人师：蔡元培传》等，同时编了《陈独秀自述》《陈独秀印象》等作品。

　　所以，《红船启航》能完成，尤其是其中的上卷内容，“其实是20年党史研究写作的一个积累”。

　　“但是上卷才是最难写的。”丁晓平说，难就难在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毛泽东、李达、张国焘等一大代表的人物定位，如何把握关系和评述，尤其是1920年夏天陈独秀和毛泽东在上海发生的故事，“因为这一段历史，没有任何具体史料作为支撑。”

　　丁晓平下了一番大功夫：他把陈、毛二人在那段时间写的所有文章都找来看了，吃透后，充分发挥历史想象力，“以文学的形式填补了史学的空白”。

　　在梳理这段历史的同时，丁晓平也发现了不少新史料，得出考证扎实的结论。比如一大代表乘火车的车次和时刻、南湖会议闭幕的时间和当天的天气、参会的确切人数及其身份等等。

　　在写书过程中，丁晓平还注意到党史专家金冲及先生在《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发表的文章《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讨论了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资格和身份问题。随后2021年《中国共产党简史》采纳了这一成果，改为“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

　　丁晓平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文章《百年悬案：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认为包惠僧应该是一大正式代表。

　　既有文学的野心

　　也有史学的野心

　　《红船启航》中有历史的真实，也有虚构的场景——比如其中陈独秀与张国焘、毛泽东等人的对话。

　　这是一本文学书还是历史书？丁晓平曾反复思考过。

　　70后作家中从事党史重大题材创作的不多，丁晓平说，这是个体力活。他的写作遵循“真实、严谨、好看”三个标准：文学是语言和结构，保证作品的好看；历史是史实和真相，保证作品的真实；学术是思想和观点，保证作品的严谨。

　　“说白了，我的作品既是文学，也是史学，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弱点，”丁晓平说，“就是在文学圈子里它被看作是历史著作，而在历史圈子里却被看成文学著作，两边都不讨好。”

　　丁晓平在文学、历史、学术之间进行“跨界跨文体写作”，是他进行重大历史题材写作的道路。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历史作家。有人说，史学家写史，重实不重文；文学家写史，重文不重实。我既有文学的野心，也有史学的野心。史文并重，文史兼修，追求文学和史学的统一。何谓‘野’？原始也。野心，其实就是初心。”

　　丁晓平的方法就是采取“文学的结构和语言、历史的态度和情怀与学术的眼光和方法”，围绕“实”字做文章：以真实为生命，以求实为根本。

　　丁晓平说，自己写书就是老老实实不胡编乱造、踏踏实实不哗众取宠，保证每个细节有来历，让读者在作品中体味到个体生命的质量，体验到民族精神的能量，感悟到科学理论的力量。只要这样，重大历史题材文学写作就能经受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真实、严谨、好看”自然也就互不冲突了。

　　“如果它们之间出现了冲突，我认为这不是首要和取舍的问题，这是我们创作的才情、技术和艺术水平的问题。”丁晓平说。

　　本报记者 宋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