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金翻译奖：《吉尔伽美什史诗》

　　拱玉书：“冷门绝学”是如何炼成的

　　有一部奇书，名字叫《吉尔伽美什史诗》。

　　《吉尔伽美什史诗》（以下简称《史诗》）是古巴比伦人用阿卡德语创作、用楔形文字书写在十二块泥版上、以吉尔伽美什为主要人物的长篇叙事诗。“这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有众多西方学者在研究它。我也是逐字逐句研读了楔形文字泥版，同时又参考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后，才完成的。”拱玉书先生说。

　　拱玉书，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博导、亚述学家，一位非常儒雅的书宅型知识分子、学者，主业是教学和科研。

　　“《史诗》是我在教授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时选择的阅读文献，我是边教，边读，边译。从试着翻译作品的片段到整个作品译文出版，这中间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但不能说我翻译这部作品花了20年，其中还有与学生一起讨论时产生的灵感和受到的启发。临近出版的那一年，即2020年，我才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这部作品的翻译和整理上。”

　　看着自己付出巨大心血的作品比较完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学者也是翻译家的拱玉书是欣慰的，仿佛完成了一个文化使命。

　　“故纸堆和冷板凳更适合我，我乐在其中。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世界古代文明研究队伍，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很薄弱，需要更多人参与。”

　　古巴比伦文学，值得看见

　　吉尔伽美什是乌鲁克国王，在公元前2800年前后，统治着世界上最发达的古代城邦乌鲁克。

　　《史诗》前半部，讲述了吉尔伽美什从无道昏君到君王典范的转变，这一转变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野人、格斗、得友、远足、伐木、降妖……吉尔伽美什在与另一位英雄恩启都从对手成为生死之交。

　　《史诗》后半部，痛失挚友恩启都后，吉尔伽美什放弃王权，独自踏上寻求永生之路，见到获得永生的远古先王。这位远古智者娓娓道来灭绝人类的“洪水故事”，打消了他求永生的虚幻妄想，最后成为古代君王的典范。

　　《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乌鲁克。

　　乌鲁克又在哪里？

　　它的遗址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南部瓦尔卡，是苏美尔早期文明的代表。早在公元前3200年前后，苏美尔人就发明了楔形文字，用芦苇笔把文字写在半干的泥版上。

　　谈到洪水故事，很多中国人对挪亚和挪亚方舟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造方舟、避洪水的故事并不是希伯来人的原创，而是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先民的首创。

　　这里的先民成分比较复杂，主要有苏美尔人、塞姆人、（原始）印欧人和被现代学者称为“原始底格里斯河人”和“原始幼发拉底河人”的人。首先用文字把洪水故事记录下来的是苏美尔人。

　　1872年英国人乔治·史密斯发现和解读了《史诗》中的洪水故事，这个19世纪人文研究领域的重大发现曾引起世界轰动。

　　从那时起，洪水故事的原创权就转交给了《吉尔伽美什史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史诗》中的洪水故事也不是原创，而有更早的渊源。

　　拱玉书道出原因——

　　书写《史诗》的语言阿卡德语（巴比伦语是阿卡德语的南部方言）和希伯来人讲的语言属于同一语系，都是塞姆语（即闪语），巴比伦人与希伯来人在语言上是近亲，在地域上是近邻，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自然在文学上也就有了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

　　拱玉书先生认为：“洪水神话的产生可能与古代人类生活在适合耕作的大河流域有关，洪水泛滥在人类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又逐渐被演绎成口传故事，口传故事又逐渐形成文本。

　　但如何叙述洪水故事，势必千差万别，这种基于一种模糊记忆的想象，里面有太多的文化因素、地域因素以及叙事者的个人因素。因此，同为洪水故事，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楔形文字文明和以黄河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完全不是一个思路就不足为奇了。”拱先生解释。

　　在与拱玉书先生的对谈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潜心于研究人类文明的中国学者，他几十年如一日，在此中获得纯粹的乐趣，令人想起陈寅恪、钱锺书等那些令人景仰的大学者身上的一种“痴气”。

　　这门学问，总得有人来研究

　　钱江晚报：您译注这样一部“奇书”，最大的艰辛是语言还是其他问题？

　　拱玉书：我所依据的“楔形文字原文”，是西方学者已经发表的楔文泥版照片和摹本。各种现代语言的译本也应有尽有，我的任务是阅读和消化，把古代语言里蕴含的意味转化成现代汉语，在“信”的基础上，尽量“达”“雅”一点。有时我会面对大段残文或缺文感到惋惜和遗憾，但更多的是煎熬后得来灵感的喜悦，或偶得佳句时的自鸣得意。译到得意处，高兴得三天（到不了三月）不知肉味。

　　钱江晚报：您当初是怎么走上西亚语翻译和典籍研究这条路的？

　　拱玉书：亚述学是舶来的学问，引进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功臣是我国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林志纯先生。我是林志纯先生改革开放后招收的第二批学生。我对老师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于是在《史诗》的献词页上写上了“谨以此书缅怀恩师林志纯（日知）先生”。没有林先生，就没有中国世界上古史（包括上古文献中文学文献）今天的局面，中国的世界古代文明研究领域朝气蓬勃，但总体而言还很薄弱，其中的亚述学更属于“冷门绝学”，这个领域的中国学者任重道远。

　　钱江晚报：您已经出版了几部跟古代苏美尔文明有关的专著，值得推荐的好书多吗？

　　拱玉书：我翻译了一些，但发表的很少。目前除《吉尔伽美什史诗》外，还有2006年出版的《升起来吧！像太阳一样——解析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昆仑出版社，2006年）与文学有关。这部作品又重新翻译了，即将作为《世界神话与史诗研究》中的一部分出版。还有几篇发表在杂志上的翻译作品：《可怜的尼普尔人》（《国外文学》，1997年）、《伊施塔入冥府》（《北京大学学报》外语语言文学专刊，1995年）以及《最早的校规》（《国外文学》2019年），还有一篇谈翻译的文章：“谈楔文文学的汉译”（《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

　　用楔文书写的文学作品很多，已经翻译成汉语且正式发表的却是冰山一角或沧海一粟。目前已知最长的苏美尔文学作品《古地亚神庙颂》（约成文于公元前2150年）已经翻译完毕，九篇苏美尔史诗也已经翻译完毕，但还都没有谈到出版问题。

　　钱江晚报：西亚当下的文学生态是怎样的？有没有更多的西亚当代作家是值得我们阅读的？

　　拱玉书：我的研究领域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即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这个文明包括的主要区域都在现在的伊拉克境内。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亚述学也是一门没有国别的学问。如果立足中国，放眼西望，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阿富汗和土耳其，还可以看到伊朗、伊拉克以及地中海东岸的国家。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文明沃土，各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文明成就，文学方面更是如此，尤其是波斯文学和阿拉伯文学，它们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这方面有很多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但总的说来，翻译的作品数量还是有限，期待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做更多贡献。我没有资格和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仅表达一点期待，算不上答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