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湖北英山县，30年后重读《凤凰琴》

　　刘醒龙：以文学改善人心

　　这个夏天，我从杭州出发，经4个半小时高铁到武汉，再从武汉坐车上高速，2个小时后到达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重读20世纪90年代初横空出世的《凤凰琴》，同时寻访一位春风悦读榜的老朋友刘醒龙的过往与当下。

　　说到他与钱江晚报浙江新华主办的春风悦读榜的关系，很多读者都知道，他担任过这一文学盛事的评委，还作为演讲嘉宾在2021年1月1日的书香迎新跨年活动中，细说“坐对西湖三十年”。

　　作家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发表于1992年《青年文学》第五期。2009年，从中篇小说《凤凰琴》最后一个字开始续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首次出版，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抵达的那个晚上，在英山县大礼堂，我看到了老电影《凤凰琴》。英山县是一座山里的小小县城，也是刘醒龙的故乡。

　　刘醒龙30年前就关注到了大别山里一群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的身份，是民办教师。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刘醒龙延续了对乡村小学的关注，而教育常新，困境依然存在。

　　文学的意外之喜

　　可遇不可求

　　钱江晚报：如今回头看《凤凰琴》，您有一种怎样的感觉？如果现在让您重写，您会有新的想法吗？

　　刘醒龙：这几年因为再版过程中的技术性原因时常校阅旧作，对《凤凰琴》不仅从没有过遗憾，还时常从中获得某些启示，就像与一位至情至性的老朋友重逢。文学中的爱情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爱情是万万不能的。《凤凰琴》中的爱情是一种苦恋，一部中篇小说难得同时兼顾一群乡村教师的困局，到了《天行者》，有了篇幅长度的保障，爱情得以舒展地写开。

　　钱江晚报：在英山县的这几个晚上，我都在读《天行者》，今天读来依然是很震撼的。在其中看到了乡土中国的一面，看到了更丰富的情感，更多的张英才们，他们来过，又走了，万物生长，界岭小学也如是。您怎么看待作家的“城市写作”和“乡村写作”，您仍然把自己归为中国“乡村写作”的代表人物吗？

　　刘醒龙：怎么看是别人的事，怎么归类也是别人的事，怎么写才是自己的事。那些了不起的“乡村写作”往往会将城市看得很透彻，只有将城市看清楚明白后，才有可能作为乡村的镜子，使得二者既有融合，又有区分，这时候的乡村写作才会是有效的，长久的，否则很难越过概念化这一关。

　　钱江晚报：《凤凰琴》前后，你对文学影响社会的功能是怎样看的？你曾想过《凤凰琴》可以改变那么多现实中的乡村教师的命运吗？这是否超出了文学的预期？30年后，文学的功能是否依然可以这么强大？

　　刘醒龙：文学对社会生活的改变，并非是文学必备的功能。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主要通过对人心的改善。

　　看上去《凤凰琴》直接改变了乡村教师的命运，实际上首先是它对主导乡村教育事业的那些人的心灵的影响。从这一点上看，文学的社会功能依然存在，之所以见不到，是由于心太急，将文学作品当成政策法规。文学只能是文学，甚至只能是百分之百的文学，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经典。当然，也不能排斥经典文学超出文学范围，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的效果只能是意外之喜，可遇而不可求。

　　敬重心向乡村的人

　　也理解离开的人

　　钱江晚报：您对现在的支教者怎么看？可能他们在出发前的理想是一回事，到了山区、边地，有些支教者发现“现实很骨感”，对自己当初的理想产生了怀疑。新时代的支教者，跟您笔下的张英才、蓝飞、夏雪等乡村教师一样，来了，又走了，时间长短不一，您对这个群体有所了解吗？

　　刘醒龙：因为骨感的现实，才体现出理想的光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去长江三峡采风，遇上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年轻教师，他进师范学校的第一天读的是《凤凰琴》，离开校园的前夜依然读的是《凤凰琴》。后来我专程去那所小学校找他，学校的老师指着身后更高的大山说，他去山上的另一所学校了。当时心里非常难过，觉得是自己害了人家，如此阳光的一位大男孩，今后会有怎样的生活等着他呢？还是小说中的那些人说的那些话，我敬重一切有心向着乡村的人，也理解一切离开乡村的人。

　　钱江晚报：中国历史大进程中，一些名词，一些事物消失了，比如民办教师，比如粮票等，我们现在回看，《天行者》中描述的重要时代背景，是真的消失了吗？我们又发生了疑问，我们现在是在回味消失的事物吗？

　　刘醒龙：没有记忆就没有人生，记忆是人生的重要组成。所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种背叛，是对人生而言。一个人明明来自乡村，却对乡村咬牙切齿，甚至还有其他一些让人不堪的举动，好比硬生生地将人生的一大块切割掉。这样残缺掉的人生，如何能让整个人好起来？任何对过往的回望，本质上都是对只有一次的生命负全责。

　　钱江晚报：这个年代，旧事物迅速退去，新事物大浪拍岸，作家怎么看待新与旧的关系，会不会有种面对新事物无所适从而失去表达的欲望？

　　刘醒龙：在文学中，新与旧的关系，与一般情形不同。一部小说的诞生，从构思到写作，再到发表或出版，需要较长的周期。在时空中，文学与别的媒介的可比性，只存在于作品存世的时间长短，而不会在谁更及时上作比较。任何新事物，只要没有构建新体系，没有形成新经验，在文学中只会以非同寻常的细节的面貌出现，不可能巅覆现存的文学态势。作家最不缺的就是表达的欲望，也不会对新事物无所适从，因为作家一旦失去表达的欲望，又对新生活无所适从，就等于宣告一个人作为作家的生命终结了。这时候的作家，就等于百米赛跑，都过终点线了，还要继续向前跑一阵，那种百米线之外的跑动，是无效的，无意义的，不过是为了证明之前的参与。

　　没有哪位作家

　　能完全超越地域性

　　钱江晚报：您的生长之地湖北黄冈，以“惟楚有才，鄂东为最”著称，这几天，我们跟着您领略了黄冈之美，又与大别山不可分离。地方特色的书写对作家来说是必须的吗？有没有一位作家，可以完全超越地域性？

　　刘醒龙：越是地域性的越是全世界的，这话有人信，也有人不信。我是信的，起码我没有发现同行中谁做到了对地域性的完全超越。反而是发现那些口碑最好的作品，无一不是出自某个地域，并且不曾有过超越这种地域的企图。连最了不起的神都有局限性，何况那些凡夫俗子中的佼佼者。他们能写透黄河，到了长江边，就又成了迷茫者。认清自己的局限，反而能够成就内心的大格局。如果这样的格局，是对地域性的超越，那就是可以的。

　　钱江晚报：我们来到英山县，看到英山县当地也看中了《凤凰琴》三十周年带来的商机，想以此推动文旅，我记得四川作家阿来说过，他常常因为一部文学作品去某个地方打卡。您觉得，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是否能有这种能量？

　　刘醒龙：这种情况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一个作家能够带着自己的作品回到家乡，是无比地荣幸，阎晶明（注：中国作协副主席）在开幕式上说的这话，很有力量，也很有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