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静之诞辰120周年之际
回望百年前中国第一个新诗社团——湖畔诗社
抒情短诗,在西湖边发出爆裂之声
本报记者 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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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汪静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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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从左至右)1922年摄于杭州 |
在汪静之诞辰120周年之际
回望百年前中国第一个新诗社团——湖畔诗社
抒情短诗,在西湖边发出爆裂之声
今年,诗人汪静之先生诞辰120周年。
1902年7月20日,汪静之生于安徽黄山东麓之下的绩溪县上庄镇余村,和胡适的家乡上庄不足半里之遥。
120年后,这位被人们铭记在心的诗人,留下了诸多与杭州、西湖有关的往事。
我们联系到了他的儿子,著名的诗歌翻译家飞白先生。年逾九旬的飞白通过邮箱发来大量自己编写的与父亲有关的文字,将这位以写爱情诗闻名的诗人栩栩如生地刻画于我们面前。
汪静之一共有九个孙辈,最近,他们通过口述回忆与爷爷奶奶在一起的点滴,飞白的女儿汪刚柳将大家的口述整理成长文,发给了钱江晚报。
此外,我们还采访了飞白的学生、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笛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者、浙江工业大学张欣教授,还有浙江大学唐建军教授所在的杭州徽学研究会的诸位学者,他们以交往、研究或是阅读,勾画着自己心目中的汪静之先生。
以下的故事源自汪静之的儿子飞白的文章以及诸位学者的讲述。
汪静之(1902-1996),著名诗人,著有诗集《蕙的风》《寂寞的国》《六美缘》等;另著有《耶稣的吩咐》等三本小说,《李杜研究》等三本论著,以及四卷《爱国诗选》、四卷《爱国文选》等编著。
汪静之的新诗写作始于1919年,当时,他在屯溪茶务学校读书。作为一位年轻人,他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巨大感召。
1920年,他来到杭州,到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南方的堡垒——浙江第一师范学习。入学不久,汪静之就以“写新诗”和“谈恋爱”在一师出了名。
1921年,他在《新潮》发表诗作,进一步扩大了诗作的影响,同学都称呼他为“诗人”。
汪静之的个人特质,与他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
飞白在文章中提到,汪静之是姐妹丛中唯一的男孩子,虽然身处小康之家而并非大观园,他也完完全全被宠成了“贾宝玉”。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养成了一种不谙世故的天真任性,且特别喜欢与纯真的女孩子交游。
汪静之选择到杭州读书有两个原因,其一自然是出于对新文化运动南方中心浙一师的钦慕,另一个原因则是胡适的表妹曹珮声的相邀。
曹珮声与汪静之同年,她还有一个身份,是汪静之从小指腹为婚的小未婚妻曹秋艳的小姑母。曹秋艳在12岁时不幸夭折后,汪静之15岁时便和青梅竹马的曹珮声产生了属于少男少女的爱慕之情。
因“辈分不同”,这段初恋没有走远。曹珮声因父母之命出嫁后,到杭州读女子师范,汪静之随后来到杭州。曹珮声一心为他张罗女朋友,先后邀请了八位女同学和他同游西湖。最开始,没有一个女孩倾心于汪静之,历经诸多曲折,他赢得了符竹因(绿漪)的心,二人成为相伴一生的眷侣。
1922年,汪静之出版了诗集《蕙的风》,其中收录的诗作,就是他在上述背景下的天然之作。符竹因还为《蕙的风》题写了点睛的卷头题词:“放情地唱呵!”
《蕙的风》出版后,影响力巨大。
影响力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青年人爱读;其二,守旧派对其发动了猛烈的抨击。
这样的形势之下,引发了朱自清、胡适等诸多文学大家为汪静之进行辩论,由此开启文化界的激烈论战。
引起轩然大波的是《蕙的风》中的爱情诗,特别是只有三行的小诗《过伊家门外》:
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
今天读这首诗,全然是天性流露,并无不妥。但当时的汪静之却不无“胆寒”——他果然遭到了诸如“轻薄堕落”“不道德的嫌疑”“兽性的冲动”“变相的提倡淫业”等指摘,所幸鲁迅也挺身而出,驳斥了卫道士,保护了青年诗人。
《蕙的风》引起全国关注,是作者的性格和时代的碰撞——“这一个”和“这一刻”的碰撞造成的。
汪静之的人与诗都风格独特,正如他在浙一师的老师朱自清的评价:“一味天真稚气”。正因如此,他敢于唱出当时中国青年人的心声,在当时投下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且必定发生爆裂之声。
100年前,1922年的春天,中国第一个新诗社团湖畔诗社在杭州诞生。从整个文学史来看,它犹如一颗明珠,串在西湖诗脉之上。
湖畔诗社有一个前缘与尾声。
1920年进入一师求学的汪静之,很快和同班同学潘漠华成了莫逆之交,而且这个朋友圈不断扩大。1921年,汪静之与潘漠华、赵平福(柔石)等人发起组织了文学团体晨光社。
这一年,在上海棉业银行工作并已发表诗作的应修人注意到汪静之发表于《新潮》和《小说月报》上的新诗,他写了许多很热情的信给汪静之,二人结为诗友。
1922年春天,为了诗友相会,应修人特意请假一周来杭州春游。
从未谋面的青年如何相约?在应修人出行之前,汪静之寄给他一张自己与潘漠华、冯雪峰的合影,应修人也立即拍了一张照片寄回,以便汪静之按照片上的形象到车站迎接,照片背面还题了三个字:“西湖去!”
3月31日中午,应修人到杭州,汪静之陪他游览了西湖,并谈了晨光社的情况。当晚,二人同宿湖滨清华旅馆11号房间,所谈话题自然也与诗歌有关。4月1日一早,二人同到浙一师见潘漠华、冯雪峰,大家携手游春。他们转遍了西湖的名胜以及幽静之处,在孤山之巅的四照亭,应修人倡议成立湖畔诗社,得到了诗友们的一致赞成。
湖畔诗社要成立,首要的动作就是编一本诗集。
此时,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已交上海亚东图书馆去出版。在应修人主持下,选编了他自己以及潘漠华、冯雪峰的诗作,又从汪静之《蕙的风》底稿中抄了六首小诗加入其中,合编一集,题名《湖畔》。
4月6日,是四位青年同游西湖的最后一个上午,他们在白堤同行,登孤山远望。湖畔诗社也在这个百年前的春天,诞生了。
湖畔诗社仅维持了三年时间,出版了《湖畔》《蕙的风》《春的歌集》《苜蓿花》等诗集。虽然诗社的四位青年诗人个性不一,但他们的诗作又有共同特色。
正如他们的老师朱自清所说,《湖畔》里的作品都带着些清新和缠绵的风格,因作者都是二十上下的少年,都还剩着些烂漫的童心;他们的诗大都是咏自然,或咏人间的悲与爱;而且,中国历来缺少情诗,“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
1925年,“五卅”运动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急剧转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实践的轨道,湖畔诗社的多数社员遂投身革命,各奔东西,诗社活动就此停止了。
后来,社员中的应修人、潘漠华和之后加入的柔石英年牺牲,为中国的革命史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1929年冬,一贯支持汪静之写爱情诗的鲁迅告诉汪静之:“现在不是写爱情诗的时候了。”
汪静之谨遵师命,但他不是不写,是写了不出版。
汪静之与夫人符竹因,二人携手走过曲折的一生,但他们的婚姻生活里也历经过冲击。面对多才多情的诗人,有女性投来爱慕之心,汪静之对爱情的坚贞也曾经有过动摇。
1932年,他为了向符竹因坦白,写出了又一本爱情主题的诗集《六美缘》,但遵鲁迅师命,只珍藏箱底,没有公之于众。
抗日战争爆发,静之全家从上海撤离时,他连一张一千银元的出版债券都不带,却把《六美缘》诗稿绑在腰间,躲过一次次日本飞机轰炸,晚上睡觉都不离身。
这部诗集在箱底压了六十多年后,终于在1996年出版,当绿底红字的样书送到汪静之所在的浙江医院时,他已经病危。
1996年10月10日,汪静之在杭州逝世,享年94岁。遵照他与夫人符竹因合订的遗嘱,他们的骨灰,被撒在西湖孤山和灵峰的梅花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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