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静之诞辰120周年之际

　　回望百年前中国第一个新诗社团——湖畔诗社

　　抒情短诗，在西湖边发出爆裂之声

　　今年，诗人汪静之先生诞辰120周年。

　　1902年7月20日，汪静之生于安徽黄山东麓之下的绩溪县上庄镇余村，和胡适的家乡上庄不足半里之遥。

　　120年后，这位被人们铭记在心的诗人，留下了诸多与杭州、西湖有关的往事。

　　我们联系到了他的儿子，著名的诗歌翻译家飞白先生。年逾九旬的飞白通过邮箱发来大量自己编写的与父亲有关的文字，将这位以写爱情诗闻名的诗人栩栩如生地刻画于我们面前。

　　汪静之一共有九个孙辈，最近，他们通过口述回忆与爷爷奶奶在一起的点滴，飞白的女儿汪刚柳将大家的口述整理成长文，发给了钱江晚报。

　　此外，我们还采访了飞白的学生、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笛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者、浙江工业大学张欣教授，还有浙江大学唐建军教授所在的杭州徽学研究会的诸位学者，他们以交往、研究或是阅读，勾画着自己心目中的汪静之先生。

　　以下的故事源自汪静之的儿子飞白的文章以及诸位学者的讲述。

　　汪静之（1902-1996），著名诗人，著有诗集《蕙的风》《寂寞的国》《六美缘》等；另著有《耶稣的吩咐》等三本小说，《李杜研究》等三本论著，以及四卷《爱国诗选》、四卷《爱国文选》等编著。

　　汪静之的新诗写作始于1919年，当时，他在屯溪茶务学校读书。作为一位年轻人，他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巨大感召。

　　1920年，他来到杭州，到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南方的堡垒——浙江第一师范学习。入学不久，汪静之就以“写新诗”和“谈恋爱”在一师出了名。

　　1921年，他在《新潮》发表诗作，进一步扩大了诗作的影响，同学都称呼他为“诗人”。

　　汪静之的个人特质，与他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

　　飞白在文章中提到，汪静之是姐妹丛中唯一的男孩子，虽然身处小康之家而并非大观园，他也完完全全被宠成了“贾宝玉”。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养成了一种不谙世故的天真任性，且特别喜欢与纯真的女孩子交游。

　　汪静之选择到杭州读书有两个原因，其一自然是出于对新文化运动南方中心浙一师的钦慕，另一个原因则是胡适的表妹曹珮声的相邀。

　　曹珮声与汪静之同年，她还有一个身份，是汪静之从小指腹为婚的小未婚妻曹秋艳的小姑母。曹秋艳在12岁时不幸夭折后，汪静之15岁时便和青梅竹马的曹珮声产生了属于少男少女的爱慕之情。

　　因“辈分不同”，这段初恋没有走远。曹珮声因父母之命出嫁后，到杭州读女子师范，汪静之随后来到杭州。曹珮声一心为他张罗女朋友，先后邀请了八位女同学和他同游西湖。最开始，没有一个女孩倾心于汪静之，历经诸多曲折，他赢得了符竹因（绿漪）的心，二人成为相伴一生的眷侣。

　　1922年，汪静之出版了诗集《蕙的风》，其中收录的诗作，就是他在上述背景下的天然之作。符竹因还为《蕙的风》题写了点睛的卷头题词：“放情地唱呵！”

　　《蕙的风》出版后，影响力巨大。

　　影响力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青年人爱读；其二，守旧派对其发动了猛烈的抨击。

　　这样的形势之下，引发了朱自清、胡适等诸多文学大家为汪静之进行辩论，由此开启文化界的激烈论战。

　　引起轩然大波的是《蕙的风》中的爱情诗，特别是只有三行的小诗《过伊家门外》：

　　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

　　今天读这首诗，全然是天性流露，并无不妥。但当时的汪静之却不无“胆寒”——他果然遭到了诸如“轻薄堕落”“不道德的嫌疑”“兽性的冲动”“变相的提倡淫业”等指摘，所幸鲁迅也挺身而出，驳斥了卫道士，保护了青年诗人。

　　《蕙的风》引起全国关注，是作者的性格和时代的碰撞——“这一个”和“这一刻”的碰撞造成的。

　　汪静之的人与诗都风格独特，正如他在浙一师的老师朱自清的评价：“一味天真稚气”。正因如此，他敢于唱出当时中国青年人的心声，在当时投下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且必定发生爆裂之声。

　　100年前，1922年的春天，中国第一个新诗社团湖畔诗社在杭州诞生。从整个文学史来看，它犹如一颗明珠，串在西湖诗脉之上。

　　湖畔诗社有一个前缘与尾声。

　　1920年进入一师求学的汪静之，很快和同班同学潘漠华成了莫逆之交，而且这个朋友圈不断扩大。1921年，汪静之与潘漠华、赵平福（柔石）等人发起组织了文学团体晨光社。

　　这一年，在上海棉业银行工作并已发表诗作的应修人注意到汪静之发表于《新潮》和《小说月报》上的新诗，他写了许多很热情的信给汪静之，二人结为诗友。

　　1922年春天，为了诗友相会，应修人特意请假一周来杭州春游。

　　从未谋面的青年如何相约？在应修人出行之前，汪静之寄给他一张自己与潘漠华、冯雪峰的合影，应修人也立即拍了一张照片寄回，以便汪静之按照片上的形象到车站迎接，照片背面还题了三个字：“西湖去！”

　　3月31日中午，应修人到杭州，汪静之陪他游览了西湖，并谈了晨光社的情况。当晚，二人同宿湖滨清华旅馆11号房间，所谈话题自然也与诗歌有关。4月1日一早，二人同到浙一师见潘漠华、冯雪峰，大家携手游春。他们转遍了西湖的名胜以及幽静之处，在孤山之巅的四照亭，应修人倡议成立湖畔诗社，得到了诗友们的一致赞成。

　　湖畔诗社要成立，首要的动作就是编一本诗集。

　　此时，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已交上海亚东图书馆去出版。在应修人主持下，选编了他自己以及潘漠华、冯雪峰的诗作，又从汪静之《蕙的风》底稿中抄了六首小诗加入其中，合编一集，题名《湖畔》。

　　4月6日，是四位青年同游西湖的最后一个上午，他们在白堤同行，登孤山远望。湖畔诗社也在这个百年前的春天，诞生了。

　　湖畔诗社仅维持了三年时间，出版了《湖畔》《蕙的风》《春的歌集》《苜蓿花》等诗集。虽然诗社的四位青年诗人个性不一，但他们的诗作又有共同特色。

　　正如他们的老师朱自清所说，《湖畔》里的作品都带着些清新和缠绵的风格，因作者都是二十上下的少年，都还剩着些烂漫的童心；他们的诗大都是咏自然，或咏人间的悲与爱；而且，中国历来缺少情诗，“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

　　1925年，“五卅”运动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急剧转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实践的轨道，湖畔诗社的多数社员遂投身革命，各奔东西，诗社活动就此停止了。

　　后来，社员中的应修人、潘漠华和之后加入的柔石英年牺牲，为中国的革命史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1929年冬，一贯支持汪静之写爱情诗的鲁迅告诉汪静之：“现在不是写爱情诗的时候了。”

　　汪静之谨遵师命，但他不是不写，是写了不出版。

　　汪静之与夫人符竹因，二人携手走过曲折的一生，但他们的婚姻生活里也历经过冲击。面对多才多情的诗人，有女性投来爱慕之心，汪静之对爱情的坚贞也曾经有过动摇。

　　1932年，他为了向符竹因坦白，写出了又一本爱情主题的诗集《六美缘》，但遵鲁迅师命，只珍藏箱底，没有公之于众。

　　抗日战争爆发，静之全家从上海撤离时，他连一张一千银元的出版债券都不带，却把《六美缘》诗稿绑在腰间，躲过一次次日本飞机轰炸，晚上睡觉都不离身。

　　这部诗集在箱底压了六十多年后，终于在1996年出版，当绿底红字的样书送到汪静之所在的浙江医院时，他已经病危。

　　1996年10月10日，汪静之在杭州逝世，享年94岁。遵照他与夫人符竹因合订的遗嘱，他们的骨灰，被撒在西湖孤山和灵峰的梅花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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