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后最早的新生,带着怎样的行囊和期待入学
一个年级与一个时代
本报记者 刘玉涵
应沪晨(后排右二)与大学同学合影 |
恢复高考后最早的新生,带着怎样的行囊和期待入学
一个年级与一个时代
1978年的一天,正在午睡的吴存存梦见自己走进了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园,数不清的花朵竞相开放,千姿百态、姹紫嫣红。
这时,她的爸爸把她从美梦中唤醒:你被录取了!
现实与梦境交叠,或许是某种预示,吴存存和她的同学们即将步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花园。
时值2022年9月,大学的校园又将迎来一批新生,他们怀着憧憬踏入校门的步伐,在这一刻,与四十多年间无数学子步履重合、一同前行。
在“我们的高考·杭州大学-中文78.——一个年级与一个时代的故事”系列中,毕业四十年的78级中文系学生回忆了他们高考的往事。那么在开学之际,我们不妨跟着这批1978年的大学新生,走进40多年前的新校园。
录取了
和如今一家人掐着时间,坐在电脑前等待高考分数发布的情景不同,40多年前的放榜是“突如其来”的,如同意外之喜从天而降。
所以,每个人“接住”它的姿势也各不相同。不是人人收到消息时都像吴存存那样美得恍若梦境,赵建中在获得惊喜之前,先收获了一份“惊吓”。
那天下午,赵建中正在上公共厕所,突然门被粗暴地推开。这个厕所是生产队修建的,就在马路边,一推开门,如厕者就直对马路,再加上天气炎热,赵建中正赤着膊,这样一来几乎是让他裸体展示在马路上。
赵建中怒不可遏,大喝一声:谁呀?一看,站在门外的是他弟弟,后面还跟着弟弟的小伙伴。一看到赵建中,弟弟就激动地说:考取了,考取了!街上贴着红榜,大学文科赵建中,大学理科陈国平!
赵建中赶紧起身奔到街上,一看大红榜上果然写着两个人的大名,当时,莫干山中学只有这两个人过了分数线。
与此同时,临安县高虹公社陈家坎大队,知青尚建还在插队的地方劳动。
入学通知书寄到了杭州的家里,尚建的父母写信告知了她,但她又专门去公社办公室核实。从公社回到小队有两里路,一路上遇到的人都向她祝贺,但尚建唯一的回答就是一句话:“还没一定呢!”
因为还没见到通知书,她不敢肯定答复,她害怕乐极生悲。
1978年的十月下旬,同学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城镇、乡村、工厂、农田,终于在杭州大学中文系汇聚一堂。这一级中文系一共有102名新生,最小的年仅16岁,最大的“老三届”大哥,入学时已33岁。
行囊开箱
贺雪飞初见许贺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两个大件:一床大红大花图案的被子(对于一个男生显得特别亮眼),一个传统老式的樟木箱子。一副把家当都搬了来的架势。
许贺龙至今仍能清晰地记起,那是1978年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16岁的他怀着五分兴奋、三分好奇和两分忐忑,带着一个祖传樟木箱,扛着一床花被褥,挎着一个印有三潭印月图案的新皮包,坐汽车、倒火车,被迎新的校车带到了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校区。
贺雪飞现在回想,认为许贺龙同学那时是肩负着东阳特有的物产与文化底蕴而来的。
给那时学生的行囊做一个开箱视频一定十分有趣。许贺龙的箱子里有什么?有让贺雪飞、周羽强等一众同学至今仍会回味的冻米糖。
四年大学,每次放假归来,许贺龙总是带回一大箱东阳的冻米糖。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100多斤稻谷才能换20斤粮票的时候,他的父母却会为他准备一箱冻米糖带到学校去。而这份来自父母的关爱,还被许贺龙分享给了更多人。许贺龙箱子里的冻米糖香脆、甜糯,是公认最好吃的冻米糖。
吴存存报到时也带来一个箱子,是父母为她买的新箱子。更为重要的是,里面装了很多新衣服。
现在看来,上大学准备新衣服再正常不过,可那个时候,一个家庭一年都不见得添一次新衣服。
吴存存的父母专门请裁缝师傅新做了两件衬衣和两件式样新颖的外套,妈妈还新织了一件厚毛衣和一件薄毛衣。一下子由里到外都是新衣服,她感觉十分新鲜快乐。要知道,以前吴存存基本上都是穿姐姐或表姐们的旧衣服。现在回想,这对当时的父母来说是极大的一笔支出。
衣食之外,还有的行李是当下的大学生难以想象的,浙江师范学院77级学生俞樟华的行李里有一把锄头。学校在入学通知书上就要求学生带上锄头来报到,当俞樟华下了火车被学校大卡车拉到校园,看到眼前有些荒凉和简陋的景象时,他理解了锄头的用意。开垦荒地,建设校园,对40多年前的大学生来说,并非稀奇事。
大花园
久旱逢甘霖,“大花园”里的日子大都是与书为伴。
据这一届学生的老师们评价,77级、78级的读书热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可谓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学生们戴着红字白底的校徽,无论是买饭排队,还是饭后散步,甚至是坐公交车、上厕所,都在看书。手里无书的情况非常罕见,就如同我们现在手里没有手机十分罕见一样。
郑广宣回忆,现在的“长江学者”钱志熙当时经常读书到深夜,晚上十点左右回到寝室会说:看书看得累死了,休息休息,背两首唐诗。
大一时背着8册中学语文书来报到的应沪晨,也是个“书痴”,在四年时间里用完了三本学生证上借书的格子。同组的朱承君记得,应沪晨爱书,平时在食堂很少买“大肉”,而经常吃“菜底”,省下的钱就不断地买书,每次放假,他总会心满意足地挑一担新书回家。应沪晨平时早上4点多起床,先跑半小时步,然后吃早饭,吃好后上学。每天都比同学多一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利用这些时间,背下了整部成语词典。
精神食粮很重要,物质食粮也不可缺少。78级的教室就在食堂的隔壁,每天上午11点,食堂里飘出的诱惑性香味,都会让学生们心不在焉。吴存存上课除了带书本和笔记本,都会带上饭盆,老师一宣布下课,就可以第一时间冲到食堂排队,不会因晚到而买不到糖醋小排那样的好菜。贺雪飞至今对她揣着饭碗、低头弓身往食堂冲的姿态印象深刻。
大一时吴存存每餐都打四两米饭,满满的一盆,再加上很多肉食,因此吃得白白胖胖,一改刚入学时的豆芽菜状态。她入校时体检身高一米六○,而毕业时身高一米六四,吴存存相信这四厘米来自于杭大食堂的帮助。吃得这么好,她每个月还能省下两元助学金换回现金买书。
“大花园”的丰富生活,离不开“园丁”的浇灌。当年的教师阵容相当“豪华”:夏承焘先生还是中文系的教授,王驾吾先生担任系主任,姜亮夫、孙席珍等老先生都开过讲座,蒋礼鸿、徐朔方、沈文倬等老先生是任课老师,郭在贻、吴熊和、蔡义江、王元骧、汪飞白、王维贤、倪宝元等先生正当壮年,是上课的主力……
教师们深入浅出的讲解,妙语连珠的演说,带这些渴求知识的青年走进语言和文学的殿堂,为他们开启学术之门,也为他们毕业后各自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这四年,曾通宵达旦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也曾和友人夜游西溪,曾为约会特意装扮自己,也曾在舟山列岛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一派书生意气。
四十年后的他们,是知名的学者、教授、企业家……作为各自岗位的佼佼者,他们再度回望1978年的入学,就像吴存存所做的那场梦,百花齐放,欣欣向荣。
本报记者 刘玉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