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玄机的诗集，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一起亮相

　　宋刻本的“翘楚”如何纸寿千年

　　“精皮玉版白如云，纸寿千年举世珍。”这是苏东坡的名句，“纸寿千年”是中国文化史的幸运，也是中国科技史的光辉。

　　作为“百代标程”专题展的一部分，“刻古传今”展出了浙大图书馆藏金石拓本、宋元珍本以及止观书局、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两宋浙刻丛刊”。

　　宋刻本的珍贵不用详说，今天我们重点讲讲《唐女郎鱼玄机诗》（两宋浙刻丛刊）和《资治通鉴纲目》（庐陵本），两个宋刻本“翘楚”的故事。

　　330平方米的展厅中，《唐女郎鱼玄机诗》占据了显眼位置。

　　鱼玄机是唐代女诗人，她与汉代的班昭，唐代的上官婉儿、薛涛，宋代的李清照等才女，常常并列出现。

　　当时文人墨客“追星”的很多，温庭筠与她唱和来往最多。鱼玄机后来嫁给了李亿，《寄李亿员外》中那句“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很多人抄情书可能都用过。

　　但今天要提的这个男人，是距离她300多年后的一个商人，陈起。

　　北宋时，国内出现三大刻书中心：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北宋晚期的学者叶梦得说过，开封府的刻书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仍比不上杭州，因为纸不够好；四川、福建则输在书版的木质不够坚硬。

　　到了南宋，杭州的刻书工艺“更上一层楼”。不仅官方机构，民间商业机构的水平也惊艳天下。陈起就是当时的书商。

　　陈起开的书铺，大概在今天众安桥南的御街上。陈家致力于刻书，因为雕刻精湛、字体俊丽、工料上乘，他家的“书棚本”名扬天下。陈起刊刻的大多是唐宋时的诗集、话本。

　　陈家出品的这本《唐女郎鱼玄机诗》，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书上有历代收藏家的印章、序跋。书传到清代第一藏书家黄丕烈手中时，经历了无数人的摩挲，边缘已有所磨损，于是黄丕烈以“金镶玉”的形式重新装帧。

　　所谓“金镶玉”，就是将书拆散，在每一页后衬上新纸，原书页发黄，底下的新纸颜色偏白，宛如金玉，由此得名。

　　黄丕烈请了很多人来欣赏、题跋这本书，还找人为鱼玄机画了一张肖像，附在书前，这使得书的价值更加翻倍。

　　上世纪初，《唐女郎鱼玄机诗》被袁克文收藏，他多次将书抵押出去，临时救急。

　　这本《唐女郎鱼玄机诗》在版本学史上堪称传奇，它能被更多人近距离观赏，则是因为当下正在出版中的“两宋浙刻丛刊”。

　　2019年冬天，南山书屋，从北京来的许石如遇到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陈谊。许石如创建了止观书局，着眼于人文艺术、金石碑版、古籍版本等偏小众的书籍。

　　出于对古籍的热爱，两人开始谋划一件大事——让浙刻本“回家”。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社长王旭斌也被他们拉“入伙”。

　　在古籍刻本中，宋刻本堪称“老大哥”，前面说了，杭州是宋代三大刻书中心之首，所以杭州及周边地区的“浙刻本”，又是宋刻本中最好的。

　　经过两年多的酝酿，“两宋浙刻丛刊”项目应运而生——他们准备投资5000万元，用10年时间，出版十辑共计38种408册，呈献给读者。

　　第一辑共刊行8种，分别是《唐女郎鱼玄机诗》《周贺诗集》《朱庆馀诗集》《李丞相集》《甲乙集》《宾退录》《续幽怪录》《王建诗集》。这8种都是国家图书馆所藏“书棚本”。这次，《唐女郎鱼玄机诗》和《周贺诗集》都出现在展览上。

　　“复刻”这样一本书，纸很重要。他们和浙图古籍修复师汪帆一起，花了一年时间寻访、定制，终于找到了一款适合的纸——古法净皮纸。

　　装裱用的浆糊也要求极高，为保证书的寿命最大化，尽量不使用含有化学成分的现代材料。

　　这些古籍珍本诞生在南宋时的杭州，当下重新做出“纸寿千年”的复制本，陈起应该也会感到欣慰。

　　《唐女郎鱼玄机诗》的原书在北京，这次只能看到复刻本，那展厅里有宋代的原书吗？

　　展厅最中央的柜子里，放的是浙大图书馆“镇馆之宝”——《资治通鉴纲目》（庐陵本）第四十五卷。这本书已经801岁了，刊刻于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

　　《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通鉴纲目》）的作者是朱熹，他在学生的帮助下，对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进行删正订补，取法《春秋》的历史观，影响深远。

　　《通鉴纲目》全书一共59卷，南宋时的“庐陵本”，是庐陵太守郑寅捐出俸禄2500贯刊刻的（一贯相当于铜钱1000文，在当时，一贯钱约等于普通人一个月的生活费），目前存世仅14卷。

　　时间倒流回1986年的那个秋天，浙江大学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叫袁绍文，他说自己人在海外，但有许多收藏的、自己写的书，想捐赠给家乡的大学，以助后人治学。信被转到了当时主持图书馆工作的副馆长夏勇手上，他马上回信表示感谢。

　　很快，40多箱书漂洋过海而来。夏勇也搞清楚了老人的身份：袁绍文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弟。

　　1986年底时，夏勇又接到电话。这回是老校长路甬祥联络的，还是有人要捐书，但要夏勇去一趟北京。

　　夏勇到京后才知道，这回的捐书人袁绍良，正是袁绍文先生的亲弟弟，这次捐赠是家藏的一批善本古籍，其中最珍贵的就是《通鉴纲目》(庐陵本)。

　　袁绍良说，这批书在他们家藏了这么多年，十分爱护。每年都要晒书，每次要先洗手、戴上手套……袁家保护书的方法，夏勇一一记下，并承诺：浙江大学一定会保护好这批书的。

　　这批古籍是袁氏兄弟的父亲袁涤庵的旧藏。袁涤庵是浙江嵊州人，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过光复会。后从事实业，创办北京电车公司、热河北票煤矿。老人去世多年，家人整理旧物时把书保护了下来，希望归藏故乡。

　　袁绍良后来还携家人到访浙江大学，说了三点原因：“其一，我父亲是浙江人，久有捐书之意；其二，浙江大学是精英荟萃的学府，有着朴实、求是的学风；其三，我认为国宝不应由私人占有，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它，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浙江大学在玉泉校区建了“袁氏工程图书馆”，纪念袁家的捐赠。

　　在整个收藏过程中，夏勇还请文献学家、时任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过眼。顾廷龙拿着放大镜看了又看，大喜道：“此乃珍稀善本，难得啊！”他专门撰写了《袁氏赠书记》：“其中最珍贵者，一为宋刻《资治通鉴纲目》，……《纲目》虽属残本，而字大悦目，刻印精良，纸质亦莹洁，实为稀世之珍……”

　　在庐陵本《通鉴纲目》第五十九卷，有朱熹的学生饶谊写的跋文，记载了这本书刊刻的过程：嘉定十一年，庐陵太守郑寅捐出俸禄2500缗（同贯），由饶谊主持刊刻，前后有宁波人史弥忠等多位学者参与，历时3年而成。

　　走过801年历史的《通鉴纲目》（庐陵本），如今静静躺在展厅里，无声地讲述着宋代的文明。

　　本报记者 宋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