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更新“南京书写”，《仪凤之门》是一部草莽英雄的心灵史

　　好小说，必然需要读者的参与

　　叶兆言住在南京下关。现在住的地方，对着长江。他天天看长江从脚底下流过，仿佛时间并没有变过。他说，如果我不在长江边，可能就不会写这样一个故事。

　　从《南京人》到《南京传》，从《很久以来》《刻骨铭心》，再到2022年冬的《仪凤之门》，叶兆言以不同的形式，变着法子讲述他的南京故事。

　　活在21世纪的南京人叶兆言，无疑是一位与南京的时间皱褶最严丝合缝的作家。

　　《仪凤之门》是一部长篇小说，25万字。

　　“很多年来，仪凤门都是南京的北大门。所谓北大门，也就是城市后门。明城墙有十三个城门，出了仪凤门这后门，是长江边，官员们北上，军队出征，都要走这个城门。如果打了胜仗，附近老百姓便会聚集在这儿，欢迎凯旋将士。不过南京这城市，自古以来不喜欢打仗，也不太会打仗，打了胜仗归来的欢乐场景，其实很少的。”

　　小说停留在1927年的春天。男主人公杨逵的妻子芷歆死于流弹。20多天后，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就此，一出从晚清到大革命前夜风云变幻的大戏落下帷幕了。

　　而主人公杨逵沉浮在南京古都的个体时代也结束了。他的一生，起于仪凤门，落于仪凤门。在仪凤门重修完工那一年，他拉着黄包车与仪菊、芷歆这两代女性相遇，不远的将来，他一步步成为革命党人，个人感情与这两个女子剪不断，理还乱。他成为商界名流，他曾经一起拉车的兄弟，也一一卷入那个动荡的时代，他们从懵懂少年到风霜中年的半生，仪凤门见证了他们轰轰烈烈的人生变奏曲。

　　人，个体，时代，命运，尽在《仪凤之门》的见证中。

　　林语堂曾经写过一部《京华烟云》，那么叶兆言则写了一部自己的“金陵烟云”。正如评论家潘凯雄所言，“历史和现实、文化和物质，多维度刻画南京与南京人的精神图谱，构成了叶兆言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关于《仪凤之门》,叶兆言没有序，也没有后记。

　　“只能说这本书写到了女人如何给男人力量，写到了爱和不爱如何转换，革命如何发生，财富如何创造，理想如何破灭，历史怎么被改写。”叶兆言这样说。

　　作为写长篇小说的标杆型作家，叶兆言是实践派。

　　写，不停止写。写作，是叶兆言最纯粹的姿势，也是最多的乐趣。他总是对向他取经的后辈们说，写小说，你就是要多写，要不停地写。这样，才能越写越好。

　　“我眼下就沉浸在当代生活的写作中。”叶兆言有点痴地说。

　　新的一年来了，“历史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人。”叶兆言的话，掷地有声。叶兆言的新年愿望是：健康，无事。

　　也希望你读完这本《仪凤之门》后，和作家叶兆言一样，火热地沉浸到当下生活中去。

　　钱江晚报：写完《仪凤之门》，您计划中必须写的“南京之书”都完成了吗？我们看到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对“百年叙事”似乎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般的自觉和执着，关于南京，您是否已经通过几本书完成了“百年史书写”？

　　叶兆言：应该还没有，谈不上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是想写，忍不住要写，写作是冲动和强烈的欲望。只能这么说，我在写的是一本大书，所有以后还没写的，都将是这本书的补充。

　　钱江晚报：写《仪凤之门》，落笔时你在作家意识上是历史为重，还是人性为重？或者说，写这部长篇时，您是如何平衡好历史与人这两者的位置？

　　叶兆言：历史不重要，当然应该是人。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挖掘，人性也是。作家更感兴趣的一定是人性，写人才是小说家最大的热情所在，小说家真正感兴趣的永远是人，是复杂的人性。

　　钱江晚报：小说中的爱情，杨逵对芷歆，从爱到不怎么爱，到重新发现爱；杨逵对仪菊，随着仪菊的老去，似乎爱也消退了。这些爱情的描写，是否代表了您个人对男女关系某种此消彼长的看法？在您看来，爱情是否是一种特别复杂的内心活动？

　　叶兆言：爱情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东西，因为说不清楚，小说家便不自量力一直在说，在喋喋不休。爱情当然会有一种特别复杂的内心活动，这是不容怀疑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内心。人的心脏不大，可是内心的活动却是无限大。

　　钱江晚报：我觉得书中的底层社会您写得特别好，每个人物都很生动，比如炳哥、铁梅、阿二、水根等等。看某些桥段时，以为在读新武侠小说，有时候又觉得很像《水浒传》。您是如何把握这些底层老百姓身上的江湖气的？

　　叶兆言：这可能与平时的阅读准备有关，人性是复杂的，江湖气和草莽气，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东西。写作有时候为什么会感到快乐，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在写作中，自己能和这些三教九流人物在历史的时空中对话，在文字的空隙里共存。

　　钱江晚报：老舍写过著名的《骆驼祥子》，您书中也写了一群“祥子”，杨逵他们比“祥子”幸运多了。为什么您选择了人力车夫为一部历史小说的主角？书中的车夫们有原型吗？

　　叶兆言：坦白说没有原型，也不能说是特别了解。作家要感谢想象力，是想象力帮助了我们，是想象力让我们有了飞翔的翅膀。事实上，不仅写作是这样，阅读也是这样。没有想象力，阅读也会是困难的。

　　钱江晚报：说说《仪凤之门》中的铁梅，她是南京下关的底层妇女。这个边缘人物身上似乎同时有正与邪，善良和狡黠，她穿梭于各种男性中毫无压力，生命力强大又旺盛。您的笔下是怎么跑出来这么一位既像潘金莲又像阿庆嫂的女性的？

　　叶兆言：这个我没办法回答，从文学形象说，潘金莲和阿庆嫂都是非常成功的，如果我写的人物有那么点像，那应该算是表扬了，谢谢。

　　钱江晚报：“好像见惯了乱世，习惯了醉生梦死，耳朵里都听到隆隆的枪炮声了，依然是该吃就吃，能玩就玩”，在您看来，南京人身上有这样一个地域性格吗？南京人跟江南其他地域的人有什么不同？

　　叶兆言：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人和人都是一样的，同时，又都是不一样的。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一样和不一样，鲜活地写出来。

　　钱江晚报：您创造了杨逵这样的金陵人物，他似乎是一个另类的革命党人。您怎么评价历史烟尘中，这么个有些复杂的人物？

　　叶兆言：我更想知道别人是怎么看，我的任务是把杨逵这个人物写出来，写活，然后让读者去评判，好的小说是需要读者参与的。

　　钱江晚报：我们梳理一下时间线的话，《仪凤之门》从1907年写到1927年，您又写了《1937年的爱情》，后来的长篇一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写到八十年代。您是一个南京通，那对2000年以来的南京，有写一部长篇的欲望吗？比如说，南京作为一个外来人口聚居地的新城市方面的题材？

　　叶兆言：当然是有。我眼下就沉浸在当代生活的写作中，正在火热中。

　　钱江晚报：您坦言自己没有想明白很多事，比如爱情。一个作家，对没有想明白的事也可以写吗？这种“不明白”是否会影响到小说中人物的“不明白”？比如杨逵，我觉得似乎没有说清楚，他怎么就成革命党人了，他的内心逻辑似乎有些模糊？是否可以说，在一个大时代里，很多人的选择具有偶然性？正是偶然性构成了命运交响曲？

　　叶兆言：你说得对，确实没有说清楚，有些模糊，我把这些留给读者了，希望读者能让这些东西变得清晰起来，希望读者自己能想清楚。

　　钱江晚报：您在上海书展的新书首发式上说了一句话，您说“越是世界的才是真正地方的”，那么《仪凤之门》的故事如果抽离了南京，移植到世界上的另一个角落，它能够成立吗？

　　叶兆言：完全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