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学者李华瑞加盟浙大，听这位学术大咖聊聊他的新观点

　　宋型国家 造极之世

　　宋史学者李华瑞最近出版了新作《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

　　李华瑞是谁？

　　去年，他加盟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成为敦和讲席教授，又当选中国宋史研究会新任会长。

　　李华瑞师从宋史学家漆侠先生，主要从事宋史、西夏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前不久，他在浙大做了一场关于“夜生活”的讲座——宋朝夜间经济兴盛的特点和原因。我们从题目里就感觉到了，很接地气。如何从宋代的经济文化看到我们的生活？比如，宋代的画市场怎么样？中国什么时候有烧酒，是自创的吗？宋代的酒销量又怎么样？李华瑞的研究，如代表作《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都跟生活息息相关。

　　最近，钱江晚报记者和“北鸟南飞”在杭州安家的李华瑞聊了聊，说说他来浙江后的新动向，尤其是关于宋韵文化，关于“宋型国家”的思考。

　　我们现在提到宋朝，喜欢借用陈寅恪先生的“造极于赵宋之世”。这句话，我们真的理解对了吗？还有，宋朝为什么要鼓励消费？

　　听李华瑞说。

　　钱江晚报：为什么您会加盟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李华瑞：我算了算，50后还在宋史研究一线发表文章，做具体研究的，可能就六七位了。现在研究的主力基本已经转到60后、70后这代人了。

　　浙大的宋史氛围很好。过去老杭大就是宋史研究的重镇，现在浙江大学做宋史的有六个人，祖慧（龚延明的博士，教授），陆敏珍（包伟民的博士、教授）、周佳（邓小南的博士、副教授）、何天白（祖慧的博士后），还有吴铮强（包伟民的研究生，刚评上教授），再加上我。

　　在全国，有五个人以上做宋史研究（宋史研究所）的大学，就河北大学、河南大学、西北大学、上海师大、浙江大学。现在全国做古代史的历史系，人数就不多。浙大这五个人的方向非常集中，全部做宋史。再加上龚延明先生虽然年过八十了，还在继续做。所以我到这儿来，只是锦上添花。

　　钱江晚报：漆侠先生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李华瑞：漆侠先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出生在甘肃山丹县平坡，在平坡度过了整整20年。我在甘肃师范大学读书时，对历史专业兴趣不高，曾一度想读新兴的人口学，发现基础太差，放弃了，回过头来学历史，又想学世界史，发现世界史的硕士学位点太少了，考不了研究生，就考了宋史。1987年之后，我考了漆老师的博士，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境界，让我坚定做宋史。

　　钱江晚报：来浙大后，您有新的研究内容和方向吗？

　　李华瑞：我近期在修订将要再版的两部书，一本是《宋夏关系史》，还有一本《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国家重点课题《西夏文明史研究》已完成初稿。我到浙大后，在“宋型国家”这一块的研究上要再作深化。

　　钱江晚报：您最近刚刚出版了《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这也是您这几年一直在研究的重点。怎么理解“宋型国家”？

　　李华瑞：我之所以提出“宋型国家”，和21世纪以来“唐宋变革论”重新被炒热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初至改革开放前，域外学者曾给宋朝国家文明以极高的评价，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的唐宋变革论，由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把宋代作为中国社会历史近世的开端，简称“宋代近世说”。

　　为了证明“宋代近世说”的发展脉络，大多数人把讨论11至14世纪中国历史的范围从北宋的260万平方公里转到南宋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再转向元明的江南更狭小的地区，历史的空间一步步缩小。在这样日趋狭小的疆域空间内，又被侧重于君主、士大夫和科举制，即“精英”文化、地域重心及其相关的议题所主宰。一言以蔽之，这种研究把中国多元的历史发展局限到狭小的江南一隅之地。这是极其典型的削足适履式地将自己的主观意志（所谓的研究）强加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之上的一种表现。

　　陈寅恪先生讲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的文化造极表现在哪里？

　　宋朝文化在华夏历史上造极的表现是经济和文学艺术，也包括宋学。宋学中的程朱理学对宋朝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是在南宋后期的七八十年间，在北宋影响甚微。而且宋朝经济和文学艺术的发展都与程朱理学的思想主张格格不入。如果这种思想主张占统治地位，宋代文学还能出现六大散文家、宋诗宋词的一代文学之胜吗？还能出现世界范围内宋朝农业经济达到最高水平吗？

　　为什么元明清经济文化不如宋朝的经济文化呢？很大原因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在经济上的“义利观”特别反对赚钱，而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讲究赚钱的朝代。

　　我一直在提倡“大宋史”，这是邓广铭先生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一种研究理念，旨在强调前后并存的辽、宋、夏、金各王朝之间的联系与影响，而不是局限于赵宋王朝。“大宋史”某种意义上就是针对唐宋变革论的。这是我提出“宋型国家”的背景。

　　“宋型国家”我主要讲到四个问题，主要是指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晚清这2000多年间，宋朝独一无二的方面。

　　一是宋朝时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碰撞的新格局；

　　二是为什么宋朝工商业税收收入大大超过农业税收，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造成宋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三是文官政治，从汉唐到元明清都讲文武平衡，但就只有宋朝是士大夫政治；

　　四是宋学，汉学宋学在中国历史上是两大学术高峰，宋朝讲制度，但更讲人。黄宗羲说，学经学，应当要学汉学，学怎么做人要学宋学。这四个方面都可以看作是对“唐宋变革论”的回应。

　　有关“宋型国家”的具体讨论还处在刚刚开始起步的阶段，我的基本想法在2019年出版的《探寻宋型国家的历史》和去年出版的《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都有述说，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钱江晚报：对于现在“宋韵文化”的研究，您认为有哪些方面需要重视或者还是缺失的？

　　李华瑞：从我个人角度，一定要把握宋学发展脉络。从学术思想，宋学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新产生的儒学在思辨、在哲学的层面上高于汉学。

　　讲到宋学，还要补充宋学主流对《孟子》的推崇，《孟子》的地位是宋人抬起来的，其功臣主要是王安石和朱熹。现今所谓的孔孟之道始自宋朝。汉朝的儒家主要关注政治制度，而宋儒正好相反，对于政治、法律、财政、军事等制度的实施，主要是“在治人不在治法”，也就是说，把管理这些事务的人教育好，政务财务军务等自然就会做好，至于具体的相关制度的制定交由专门机构去处理，因而宋人不厌其烦地研究和关注于社会教养之道。这是宋韵最需要把握的地方。宋学的主流学派王安石荆公新学和程朱理学，在很多方面都是对立的，但是将培育高尚的人伦精神，作为建立小康社会的终极目标则是一致的。

　　宋韵第二个需要重点把握的是宋人的“淑世精神”，宋儒与汉儒不同的地方是，宋儒不仅学习领会儒家思想，而且要亲自实践儒家的理想，王安石变法和朱熹推进道学运动都是这种实践的努力。

　　宋韵第三个需要重点把握的是，宋朝是一个讲功利的时代，宋朝其所以在经济文化取得汉唐不能企及、明清不能超越的高度，是与宋代绝大多数时间讲求功利分不开的。

　　宋韵第四个需要重点把握的是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文化中的韵味。伴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出现了文化重心南移的现象，北宋的人才被南宋继承了下来，到杭州来，就不会感觉有差异化，它有南方鲜明的特色，但包容度又很大，这就是宋韵。

　　从思想文化的传承而言，更应加强对浙东学派思想的研究，特别是浙东学派对南宋统治者和杭州社会发展的影响。江南成为全国的江南主要是在功利思想主导下成就的，浙东事功学派起着很大的作用。

　　我们现在强调宋朝的文化思想、文学艺术，但对宋朝的文武制度研究不够。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回避的话题：宋朝是个文强武弱的时代，真正揭示导致宋朝文强武弱的文官政治的书迄今似未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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