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杭州女孩郑灵华因粉色头发遭遇大规模网暴致情绪抑郁而去世。而此前，失踪106天后，江西15岁少年胡鑫宇的遗体在学校后山被发现，官方通报系自缢身亡。人们不仅思考：为什么现在的青少年越来越不快乐了？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发生？我们应该为孩子做些什么？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走进学校心理辅导站、医院抑郁科诊室，听听校园心理辅导老师和医生专家的声音，看看他们的做法。

　　开学季心理辅导站很忙

　　亲子关系、家庭氛围和学业压力，困扰初中孩子

　　杭州一所中学的心理辅导站位于学校的综合楼，离教学楼只隔了一段几十米的廊桥。刚下课的孩子们从附近的教室里鱼贯而出，热情地向蒋平打招呼，“蒋老师心理课什么时候上呀？是这周吗？”

　　蒋平是这所中学唯一的专职心理老师。在他入职前，心理辅导站的大部分工作是由美术老师兼站长的张丽宁承担。开学初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张丽宁正在放松室里查看没按时报到的学生名单，蒋平则在为全年级学生心理筛查做准备。

　　这是孩子们在开学后必经的测试。“这也是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后第一次开学。有的孩子来学校上学有点困难，我们就会联系家长了解情况。”张丽宁告诉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

　　心理辅导站分游戏区、宣泄室、放松室、辅导室等区域，每天会有一位心理老师值班。孩子们喜欢这里的器械和环境，午休时间也会来这里玩耍。走进心理咨询室，不再是一件陌生遥远或是令人讳莫如深的事情，而是校园生活的一部分。

　　心理辅导站的展板上，贴着孩子们在心理课上写给自己的新年贺卡。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发现，其中不少孩子期待自己能在将来的考试中有个好成绩。

　　“初中孩子自己过来比较多，困扰他们的主要是亲子关系、家庭氛围、学业压力、和网络成瘾等问题。”蒋平说。

　　心理测评量表显示的结果，能够较快地筛查出心理状况出现异常的学生。2021年和2022年，学生因为疫情长期居家上网课，检测结果出现异常的比例大幅增长。

　　张丽宁记得，有位初三孩子在疫情期间，心理测评结果显示重度焦虑和重度抑郁，并且存在长期失眠的情况。张丽宁想和他沟通，他却说自己没问题，要备战高中考，没时间做心理咨询，已经在吃中药调理睡眠了。

　　张丽宁多次联系家长，希望对方能带孩子去医院做个详细检查，谁想却被对方认为是老师在故意刁难。

　　后来家长带孩子去了医院。在医生的询问中，孩子说，他已经不想走进校门，觉得自己被竞争氛围包裹着、喘不过气，宁愿在家自学。“孩子的这种想法，从没向家长或老师表露过。”张丽宁说。

　　倾听陪伴+心理课+家庭教育沙龙

　　重视的家长很重视，不在意的不主动报名

　　一次的倾听陪伴显然不够，即使在长疗程的定期心理辅导下，心理老师能做的也很有限。

　　有个孩子小升初后不适应，成绩一落千丈，但父母只奇怪孩子的成绩怎么突然这么差，却并没有重视孩子提出不想上学、想去看病的诉求，“妈妈觉得她是因为不想上学而小题大做。这无疑把孩子推向了另一个深渊。”张丽宁说。

　　“和孩子聊了好几次，我才知道，从幼儿园开始，家里人就要求她每天弹好几个小时钢琴。父母都是国内顶尖大学毕业的，觉得孩子厌学是作。初三她再来找我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自杀倾向。”张丽宁说，就诊后，母亲甚至擅自让孩子停掉了需要定期服用的抗抑郁药物，给她换成了维生素。

　　心理课的设置至关重要。蒋平发现，学生们能在每月两节的心理课上找到共鸣，改变了原本对心理问题的偏见和误解，“有的学生也会因此产生对心理学的好奇和兴趣。”

　　蒋平介绍，心理课的内容包括人际交往、生命教育、自我认知、沟通教育等方面。不少孩子会在下课后找他倾诉自己的烦恼：家里添了弟弟，觉得自己得不到关注；考试压力很大，怕被父母批评；学习成绩不好，越着急越不能集中注意力学习……

　　蒋平通常扮演着亦师亦友的倾听者角色，帮助孩子们解决问题。“我们学校有三千多位学生，团队一共有二十位左右的老师。除了我和张老师，其他人都是兼职的。”蒋平希望能够增加心理课的频次，因为需要心理健康教育的不仅是孩子，还有家长和老师。

　　“尽管我们提供了很多家庭教育沙龙和课程，但往往是重视的家长很重视，不在意的不会主动报名。”蒋平说，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需求不同，紧张的家庭氛围、不合理的家庭分工和失衡的家庭结构，都会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和负担，“有的孩子在幼儿园期间就经历了创伤，如果能有相关培训提前介入家庭教育，就能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抑郁科就诊者一半是青少年

　　焦虑、冲突、自残，低龄患者越来越多

　　早上九点，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三号楼一楼的门诊等待厅里已经坐满了人。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精神六科病区（抑郁障碍病区）主任谭忠林，正在查看患者的抑郁自评量表。

　　“你现在处于情绪波动边线，抑郁和焦虑的评分比较高，睡眠评分14分，人际关系偏敌对。你觉得这个结果符合你自己的情况吗？”谭忠林温声询问对面的女孩。

　　和大多数由母亲陪伴前来就诊的青少年不同，女孩一个人从外地赶来。她的手指下意识地抠着指节表层的皮肤，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因为抑郁症，16岁的女孩从高一开始经常请假。

　　女孩问谭忠林是否需要加大药物剂量。谭问她：“最近一周，开心的感觉能否持续三天？”她咬了咬嘴唇，轻轻摇了摇头。

　　患者的症状并不相似。17岁的女孩坐在就诊椅上就开始掉眼泪，小臂上密密麻麻的划痕，新的旧的都有。她吃了很多药物，住了几次院，希望谭忠林能为她开ECT（电休克治疗）治疗单以及休学证明；一个初三的女生常常幻听，听到有很大的声音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她时而焦虑自己的身材，时而焦虑未来，提起学校就烦躁激动……

　　诊室里并不总是平静的对谈。在母亲看来，13岁的儿子自从上网课后平板电脑不离手，寒假作业也不做。在母亲陈述时，儿子一直在笑。

　　“量表结果显示正常，你觉得是否符合自己的情况？”谭忠林询问男孩。

　　“她一直在旁边让我选那些好的，我选不好的就问怎么可能、哪有那么严重。量表结果怎么会不好？”男孩看向母亲，反问道。

　　谭忠林告诉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当天就诊的22位患者中，12岁到18岁的有8位，其中6位女孩，2位男孩。18到25岁的有3位。

　　“每年来抑郁科就诊的都在增加，其中低龄患病者越来越多。小于15岁的就诊人次，2018年有3148位，2021年有10613位，2022年的数据还没出，但肯定会增长。”谭忠林说。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蒋平、张丽宁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