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民工子弟学校六年级毕业班,43个孩子的四年全记录
留在父母身边的,大多辍学或上技校;独自回老家的,不少考上高中
陪伴与学业,孰轻孰重
本报记者 张蓉/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何冉(右)和返乡的流动儿童 |
何冉 |
留在成长的城市?还是返回出生的农村?家庭团圆还是骨肉分离,流动儿童的人生轨迹往往在12岁形成分水岭,这困扰着中国超1亿流动儿童的父母。
2018年,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启动“流动儿童小升初团体追踪”项目,项目负责人何冉进驻北京一所打工子女学校,观察、访谈、记录一个六年级毕业班43位学生的不同选择。
这群孩子在12岁揭开迥异的人生篇章:25人返乡读书,回到河南、四川、安徽、广东等全国各地县城或乡镇,其中23人离开父母,成为留守儿童;4人转校至河北;还有14人留在北京。三年后,19人考入高中,而当初留在北京的孩子大多中途辍学或进入技校。
在长达四年多的追踪中,何冉逐渐走进这群流动儿童和父母的隐秘内心。
异地高考,其实门槛挺高
何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些选择让孩子回乡读书的,成绩都比较好,父母投入很大的期盼;而留在北京的孩子大多升学的可能性低,父母在做出抉择的那一刻,已经放弃让他们未来挤上高考独木桥的想象。
这群父母以“60后”“70后”为主,他们普遍学历低,大多小学或初中文化,有的甚至是文盲。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北京,卖菜、开滴滴、做清洁工或卖货,由于儿时没有获得充足的教育机会,他们对子女的期望格外高,不希望下一代再循环自己的生存轨迹。
但在真切的现实中,他们只能依照自己的生存经历和认知为孩子做选择。比如,“他们重视教育,可那种重视只停留在‘我打工供你上学’,而不是一个稳定的教育环境或是一所好学校。”在何冉看来,这群流动儿童的父母本身就像蚂蚁——勤勤恳恳地劳动,但视野仅限于眼前,缺乏长远规划的意识与能力。
随着打工潮的兴起,上世纪初,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出现民办务工子女学校,解决了部分流动儿童的入学难题。2001年,国务院出台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两为主”政策,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逐渐纳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范畴。
但由于无法实现异地高考,流动儿童仍不得不中途迁徙转校。2012年,国务院要求各地出台异地高考政策,一些地区陆续响应,但门槛限制依旧很高。以北京为例,“异地中高考”需要五证,且子女只能参加中职或高职考试。
由此,小升初成为一道隐形的门槛。在孩子长到12岁这年,这群父母才开始思考孩子的下一步教育计划。
渴望支撑,却被父母指责
流动儿童的12岁,不仅在物理距离上离父母越来越远,心理距离也是——他们正独自面对少儿时期的结束和青少年阶段的开始。
何冉说,在13岁至17岁的青少年阶段,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层面会进入双重的转变和重塑。过去四年多,何冉频繁听到这群父母的控诉,“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何冉认为,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以及老家的环境都停留在过去的认知。
在应试教育体制下,乡村中学的制度化、军事化管理愈演愈烈。生于1994年的刘童因为无法适应县城中学的军事化管理,在初二辍学,同年级的朋友在学校跳楼自杀,也给他造成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可即便刘童再三劝阻,当生于2005年的弟弟即将入读中学时,父母仍把他送进同一所学校。“在这些父母眼中,管得严的学校就是好学校,也是自己的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至于那些出了问题的孩子,是因为自己。”何冉颇感无奈地说,家长总是倾向于把问题归咎于孩子自身。
于是,返乡的流动儿童天然地无法获得父母的支持和理解,“出现问题时,父母不再是他们的共同解决者,不再是兜底的人,而只是评判者。”何冉说,疏离的亲子关系,叠加难以适应的乡村教育模式、陌生的交际圈,他们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而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又会影响学习状态,继而形成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是,“他们的内心更空、更容易往下坠。”
也有家庭直到中考问题避无可避,孩子读到初二,才送回老家。何冉说,回乡的节点越晚,流动儿童越难适应乡村的环境。
周静就在初二那年从北京转学回乡。流动儿童回乡后大多入读寄宿制学校,周静每周回家一次。爷爷奶奶住在山上的老宅,每到周末,周静在山下闲置的新房独居。房子装的是太阳能热水器,没有太阳就没有热水,有时,她没办法洗澡……她的父母在北京一家物业公司工作,她的哥哥正是适婚年龄——这在他们父母眼中是首要大事,赚钱压力很大。后来,父亲告诉她,“你总是打电话哭,妈妈为你担心得一宿一宿睡不着。”乖巧的周静不再打电话了。
直到突然有一天,周静在电话里哭喊着:“你给我买票,我现在要回家。不买,我就死。”挂了电话,她就去买药,吃了很多含有安定成分的药。那之后,母亲才决定回老家陪读。
心理健康,多些视频通话
由于居住地的转换,流动和留守是随迁子女身上不断变换的标签。这种在城乡间的钟摆式流动,也令这群孩子缺乏乡土认知。
“这些孩子的父母很多上世纪90年代就来北京做小摊贩或打工,多年下来也赚了不少钱,但他们从没想过要在北京买房、扎根。”何冉说,这批“60后”“70后”反而会花一两百万元在家乡省会城市全款买房,“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回老家”。
而他们的子女、这群漂泊不定的“00后”,只把家乡当作一个遥远的原籍,可被他们视为家的北京又没有真正接纳他们。
“这些孩子未来也会成为大人,他们需要获得被爱和兜底的感受,才能在未来把同样的感受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何冉期望,随着新生人口数量的下降,城市入学门槛逐步放宽,流动儿童能真正在居住地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
对于暂时无法和孩子团聚的父母,专注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十多年的心理治疗师于晓建议道,请认真听完孩子想讲的话,不要带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不要批判和说教,先耐心听完。只要先迈出这困难的第一步,改变就会发生,到后面,家长会发现孩子会自己讲出来,他需要什么。
何冉建议父母至少每隔两天打一次视频电话给返乡的孩子,“让孩子看见你。不要只是问成绩,而是聊天,多和他们分享日常生活。”
对于15岁以上的青少年,于晓鼓励道,“你可以承担起情绪的自我管理,父母也许未必有你掌握的信息丰富。正视心理健康问题,如果没有办法解决,及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刘童、周静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