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却了自己最后一个大心愿。”

　　三八妇女节当天，家住杭州拱墅区上塘街道假山新村的宣美丽阿姨，在假山路社区与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在浙江省遗体捐献志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的爱人杨金才，原本也要一同签字的，但因为老家有事临时回去了，“蛮遗憾的，本来好事成双，要等他回来自己签了。”

　　在宣阿姨看来，和爱人一起完成这个心愿，是一件浪漫又很有意义的事。

多年前两人就说好，要一起捐献遗体

　　昨天，记者到假山新村寻找宣阿姨家，一位头发花白、身着红色羽绒外套的阿姨骑着自行车，远远地朝记者呼唤：“小伙子，你在找什么？来来，我带你去。”

　　记者跟着她的车，一路小跑，来到了目的地楼下，才知道这位热心阿姨就是宣美丽。老人今年71岁，杭州人；老伴杨金才，76岁，诸暨人。

　　“我喜欢穿红衣服，好看，要是头发再白一点就更好看了。”几句话，就能感受到宣阿姨的豁达和爽朗。

　　她家住一楼，是租的一间套房，新装修的房子显得很通透，房间的电脑上正播放着电视剧。“原来是和儿子一家一起住，在五楼，年纪大了爬不动，我们就想着在低层租一套。”说话间，宣阿姨拿出了她签过字的《浙江省遗体捐献志愿书》，边上一本空白的是留给老伴的。

　　记者看到，宣阿姨选择了捐献遗体、眼组织（角膜）以及脑组织，“遗体和脑组织可以用于医学和科学研究，眼角膜可以用来移植，蛮好的。”

　　宣阿姨说，很多年前，她和老伴就萌生了捐献遗体的想法，他们看到遗体捐献相关的新闻以及科普，更加坚定了，“我记得是我先提出来的，问了老杨，老杨就说了一个字，好。”

　　今年，正好假山路社区和省红十字会试点在社区开展器官捐赠、遗体捐献的“两捐”试点工作，老两口立马就报了名。

结婚近50年，他们出门总会互相报备

　　年轻时，他们都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来转业到同一家工厂。两人1974年经人介绍认识，次年结婚，明年他们就是“金婚夫妻”了。

　　宣阿姨说，当时杨金才为了不和她分开，主动选择从更高的岗位回到基层。

　　相处近五十年，平常生活他们也难免会有争吵，但每次都不隔夜，甚至出去遛弯回来，气就散了，“互相要多理解，多沟通，没什么是解不开的。”宣阿姨说。

　　以前没有手机，谁出门了，都会在桌子上留张条子，“去哪？干吗？大概什么时候回家？回不回来吃饭？省得互相担心。”有了手机，就会打个电话，“有时候时间估不准，就多打两个，安心。”

　　家里买了电脑，宣阿姨上手快，最开始她把怎么开机、怎么操作写在纸上，一点点教老伴。慢慢地，电脑变成了老伴杨金才的专属。

　　孙女上高中后，突然闲下来的宣阿姨选择加入志愿者行列。有一次去培训时，她才知道志愿服务是做什么的，感觉很快乐。回家和老伴一商量，她决定加入，这一做就是十余年，志愿服务时间超过6000小时。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宣阿姨还学会了修脚、理发。

　　家中醒目的位置上，摆放着“杭州市功勋志愿者”“杭州市优秀志愿者”“杭州市绿化积极分子”等各种志愿荣誉奖章。

　　每周一、周五，宣阿姨会在社区做志愿者，每周还会在两家医院做志愿者，“常常一做就是站一天，蛮累的，只要身体吃得消，我会一直做下去。”她说。

　　老伴杨金才也不闲着，平常会给年轻人上党课，为邻里调节纠纷、排除疑难杂症等。社区工作人员都说：“杨叔叔的脾气很好，他说的话，大家都听的。”

　　所以当老两口提出要捐献遗体时，社区工作人员并不惊讶，“这就是他们会做出来的事，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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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遗体捐献

浙江已有30万志愿者

　　90后小伙陆国强完成了心脏、肝脏和角膜的捐献；

　　33岁的杭州“袖珍男孩”陈彬捐献了遗体和眼角膜；

　　103岁的助学奶奶方爱兰，将遗体无偿捐献给了浙江大学医学院；

　　“无花果爷爷”王坤森也在遗体捐献志愿书上签下了名字……

　　作为全国11个试点省市之一，自2010年启动实施人体器官捐献、2016年启动遗体（组织）捐献以来，目前浙江已有器官（遗体、组织）捐献者3739名，同时还有30万爱心人士主动登记成为捐献志愿者。

　　其中，超过55%的志愿者年龄在30岁以下，60岁以上的志愿者只占不到1%。

　　“捐献器官、遗体在大众中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逐年增加。”曹燕芳说。她是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全国优秀器官捐献协调员。

　　作为2010年浙江省首批协调员，曹燕芳统计每年志愿捐献登记数据：第一年260人，第二年500多人……2018年将近8000人，2019年34000人……随着2016年网络捐献登记推出，登记人数迸发式增长，最多一年近8万人，器官年捐献也从2例增长到超过300例。

　　这些登记者来自各行各业。

　　从业13年来，曹燕芳每天都会被捐献志愿者的故事打动。

　　去年3月底，17岁的周江涛，吸着氧气坐在病床上，用尽生命最后的力气写了一封信……依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被送到浙江大学医学院用于医学研究，他的眼角膜，后来成功移植到眼疾患者身上。

　　“家里除了姐姐，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讨论遗体捐献这个话题。在生命的最后，他一个一个做思想工作……”说起这些细节，曹燕芳依然会泪目。

　　在浙江，实现器官、遗体捐献的夫妻有31对，两代人都实现捐献的有6户家庭。“他们的选择就是让生命之后还有生命。”

　　本报记者 杨茜

　　通讯员 李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