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斌 浙江文学院（馆）

　　1945年，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的那一年，日本有一个小男孩，刚满10岁。

　　1994年，59岁的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23年，88岁的他故去。

　　他就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3月3日，大江健三郎去世，3月13日，日本媒体发出报道。他的去世，在隔海相望的中国被广泛报道，人们追忆他的作品，追忆他对鲁迅的追随，追忆他与中国的交集。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一位日本作家？

　　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缘由，源于他作品主题，观照了人类最关心的核问题和残疾人问题。

　　对核问题的担忧以及对战争的深刻思考，我们可以在他的《广岛札记》中找到严肃的探寻。

　　他初访广岛，再访广岛，亲眼目睹原子弹爆炸后惨不忍睹的废墟，还有那些遭核辐射而失明的孩童、残疾的青年、毁容的少女。他写战争悲剧，但又超越了战争悲剧，他深刻洞见到了战争的起因：“差异可能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以及种族、利益、生存这些名词所背负的沉重与艰难”。可以说，他的思考和理性对今天的世界依然适用。

　　如果说《广岛札记》是一部关于战争悲剧的沉思录，他的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则以文学的笔法，探寻了如何走出对立与冲突：面对一个出生即残障的孩子，是消极逃避，还是勇敢承担？他的作品呈现出人类的“共通感”。

　　这种“共通感”更多源于他的长子，一个叫“光”的残障儿，他是大江的第一个孩子，先天性头盖骨异常，且有智力缺陷。大江曾说过，如果有一个区域，通过它，我遭遇那种超凡的存在，那就是过去44年里我和光的共同生活。

　　生活的不幸，吞噬掉了很多幸福的情感，却也成为大江思考人生的艺术灵感，因为恐惧，因为不幸，因为苦涩，所以才有心灵上的摆渡和寻找。

　　可以说，这个叫“光”的孩子，不仅是大江的心灵与思想之“光”，也可以视为大江通过作品传递给读者的“光”，个人的体验已升华为人类普遍的情感。

　　大江用自己的文字，在为世人找寻出路。

　　他深沉关切人类的命运，反对逃避过往，同时，他认为文学不能止步于对痛苦的揭露，应该承担起“疗愈”的使命。在他的自传随笔集《在自己的树下》里，美好、平和、幸福、宽容，得到充分的呈现，这是一本写给孩子们的书。

　　大江健三郎是鲁迅的“粉丝”，在他的成长和创作之路上，鲁迅充当了精神导师的角色。

　　他曾多次谈及鲁迅对自己的影响，“十二岁时第一次阅读鲁迅小说中有关希望的话语，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内，一直存活于我的身体之中。”

　　大江健三郎一生中，曾六次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2009年，他第五次来到中国，参观了北京的鲁迅故居和鲁迅博物馆，陪同的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教授许金龙先生曾撰文记述：大江健三郎两次虔诚地念叨：“鲁迅先生，请救救我！”

　　他自然而然地念叨着这句话，就像在无数个创作遇到瓶颈的时刻一样，虔诚地隔空向鲁迅倾诉请教，汲取力量。

　　从鲁迅博物馆出来后，他对随行的中国朋友说：“我已经向鲁迅作了保证，保证不再沉沦下去，我要振作起来，把《水死》继续写下去。”同年12月17日，大江的长篇小说《水死》完成创作，正式出版。

　　他在北京演讲时曾表示：“没有鲁迅、郁达夫等中国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就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存在。”

　　大江健三郎的母亲也是鲁迅的资深“粉丝”。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当大江健三郎把自己获奖的消息告知母亲时，母亲心心念念的依然是：鲁迅获得诺奖了吗？如果鲁迅还活着，就没你的事了！

　　大江“超凡的存在”还体现在他对人类普遍命运的关注，对世界和平的追求和呼吁。

　　莫言曾评价：“大江先生是一个坦率的人，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爱憎分明，绝不暧昧。他是那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将自己的写作与重大世界问题纠缠在一起的作家，因此他的文学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和现实性，因此他的文学是大于文学的。”

　　作为日本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一生都在反对军国主义复活，主张世界和平。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大江健三郎拒绝接受日本天皇本人授予的文化勋章。他在发表演说时，将南京大屠杀列为20世纪人类三大人道主义灾难之一，敦促日本摆脱“暧昧”的态度，勇敢地承认历史罪过，回归到亚洲人的亚洲来。

　　大江健三郎一生追求和平，他在他的文学作品和社会活动中，用自己的方式在寻找，在希望，在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