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都有点“怕”童中焘

　　只听夸赞，没有意义

　　上接3版

　　40年前，张捷第一次和童中焘见面，他带着还不成熟的画作叩开老师的门：“先生不大的厅堂兼作画室，室内整洁明亮，充溢着书卷之气。童先生带着浓郁的宁波口音给我不成熟的山水作品作耐心细致地一一点评，言简意赅，却学理精深。”

　　但大家多多少少有点“怕”他。

　　都“怕”他

　　童中焘上课话不多，就像老先生们上课时那样，示范，然后请学生们提问。如果没有问题，他也不会多说。在课堂上，学生都害怕老师提问，但比老师提问更可怕的是，老师要学生提问——害怕自己提不出好问题，很有压力的。

　　这很像童中焘的山水画专业课老师顾坤伯先生。顾老师话也不多，上课时让学生自己找作品来临摹，他来把关。一幅画递到他眼前，他看一眼说，“厚”，那便可临；他若摇摇头，不吭声，那就要回去重新再找临本。

　　无论是上课或是临习，思考力都在首位。

　　童中焘在家也这样要求儿子童节。童节小时候有问题想问，童中焘往往让他先去查字典，自己先去想过，再来提问：“不要碰到一个问题就张嘴问，问之前先要自己动脑想一想。”

　　童节想想，自己小时候确实有点怕他。

　　以前，童中焘在家画画看书都不让打扰，画画的时候还会把门关起来，全部完成才肯出来，吃饭也不用等他。画画的用具也不允许童节随便动，但是会给他一套去学习，并且教他哪支笔是用来画画的，哪支笔是用来写字的，而且强调“写完一定要清洗干净”。

　　在父亲的影响下，童节从小写字、背唐诗。在上小学之前，他开始每天练三四张纸的字。完成之后，童中焘会来检查，他看一眼就能知道有没有用心写。

　　有天下雪，夜里很冷，童中焘很晚还没有回家，童节把练好的字放一边就睡下了，心想今天不会有检查。结果等童中焘回来，他发现，儿子写是写了但没用心，于是把童节从被窝里叫起来：“重新写。”

　　再到后来，办展览的、办拍卖会的人也“怕”他。

　　一开始，经常有人请童老师去参加展览开幕式，但他去的话就要批评——觉得有不好的地方嘛，就要指出来，都是夸赞又不能进步的。他说。慢慢地，人们都“怕”他参加。

　　也有拍卖会请童老师去，他到现场会直白地说“这张不对，有问题”，或者指出“这张不真，是假画”。渐渐地，也就没有人敢再请他。

　　童中焘很少办展，他认为，办展览要是没有给别人带去有价值的东西就没有必要办。而且展览上往往听到的都是客套话，鲜有批评，他觉得：没有批评，没有意见，没有学术上的提高，就没有意义。

　　直到2021年，潘天寿纪念馆来邀请童中焘办展，作为“记得大师”系列展的一部分，系列展览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师从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等老先生的学生为切入点，回顾梳理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的教学体系、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展现中国画笔墨的传承和创新。

　　这一办展理念让童中焘十分认可，且是在自己老师的纪念馆里回顾中国画求学、笔墨探索之路，于是有了“映道——童中焘中国画笔墨传习展”。这个展览是他60余年来笔墨探索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展示。

　　陆维钊的古琴

　　不怎么参加展览等活动，退休后的童中焘极少露面，每天的主要日程就是读书、写字、画画，有时候朋友们组织写生会去参加。

　　家里人评价他：很“无趣”的人。和他聊画画，他可以滔滔不绝，两三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聊别的，就成了“话题终结者”。

　　童节小时候有许多爱好，但是童中焘跟他说：你喜欢可以，但是你浪费了许多时间。

　　他讲过许多次陆维钊先生的例子。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陆维钊的古琴其实弹得很好。但年轻时他是王国维先生的助教，需要编一部词学相关的大书，这项工作会占用很多的时间，同时他还有教学任务在身。于是陆维钊就把他心爱的古琴放到了阁楼上，一放就是几十年。

　　童中焘讲，陆维钊先生这样有才华的人都会这样做，证明一个人的精力是非常有限的，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很不容易了。

　　童中焘只做画画这一件事。

　　他给陆俨少作助教时，两人一起下乡写生。他发现，等车的时间陆老师也不会放过，用手指代替毛笔在腿上写写画画，一篇草稿就“画”在腿上了。

　　后来，出去玩的童中焘也不放过自己。不管走到哪里，脑子里都在想画画。有一次，一家人去柳浪闻莺散步，看到西湖上正在举行帆板比赛，家人们探头看个热闹，而童中焘脑子里在想，要怎么画。回家之后，他就把看到的场景画下来，作出一幅《初晴》。

　　有一年过年，西湖边举办了宫灯展，孩子们觉得很新奇，都要去看，童中焘也罕见地一起去凑热闹。但是，他又去画画和思考了。回来之后画了一张宫灯图，和传统的园林题材结合在一起，题名《华灯初上》。

　　师母是苏州人，年轻时在苏州工作。那时，她去上班，童中焘就会独自到苏州的园林里走一走。结果，论起苏州园林，他比师母还要熟悉，由此诞生了一系列具有个人代表性的园林主题作品。

　　回到基础

　　几年前，童中焘谈到，中国画有“青黄不接”的现象。

　　他观察，以前中国画画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传统与现代综合出新。但是现在，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新时代的画家还面对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这就要求将中西方文化也进行综合，而后表达出来。但在他看来，这一层做得还不够。

　　“中西方文化是两个体系，需要相互比较、吸收，同时要保持我们的特色。做到更好的综合，需要我们对中国的文化，对我们自己走的路有更深的认识。”

　　在他看来，目前的环境里西化的影响仍然很大，这要求我们的国画家正本清源，加强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深入掌握。

　　西方绘画叫线条，中国画讲笔墨，而笔墨是有笔墨的标准的。用笔，黄宾虹总结五个字“平、留、圆、重、变”；用墨，有五墨、六墨、七墨的说法，童中焘归结为“清、润、沉、和、活”五字；两相结合，又有各项标准。

　　这些都是基本功，是一切发展的基础——“生活是基础，笔墨是基础，读书是基础”。

　　从教一甲子，童中焘依然在巩固基础。客厅中央的大画桌上摆着画，他翻出以前写生打下的草稿，还在画没有完成的画。书柜里的《马一浮全集》，他还在看。对于生活的观察与思考，他也从未停止。

　　但与早年不同的是，童中焘也会深夜看儿子喜欢的世界杯，不知道他是好奇儿子的兴趣爱好，还是又想着要画画足球了。

　　本报记者 刘玉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