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舟山作家

　　把东极大营救写成长篇小说

　　杨怡芬做客钱报读书会——

　　我的初心

　　吾土吾民

　　本报记者 张瑾华

　　通讯员 郑秋明

　　盛夏小暑时节，杭州的天是火辣辣的，爬上西湖边的宝石山肯定是要出汗的。但还是有很多读者，为着一本书而上山，来奔赴一场打开历史传奇的钱报读书会。

　　《海上繁花》的作者杨怡芬，从海上来。因为有了这位70后小说家，舟山这个浙江的海岛，一再地被文学看见。

　　继长篇小说《离觞》后，最近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部《海上繁花》，讲述了一个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基点的故事——在东极岛附近海域，躺着一艘名为“里斯本丸”的沉船。1942年10月，“里斯本丸”搭载战俘一千余人，被美军发射的鱼雷击没。船上战俘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日军意欲让整船战俘与船同沉……

　　“初闻东极渔民勇救里斯本丸落水战俘时，被这个传奇感动，这是我的初心”，杨怡芬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海岛人，却是以一种“他者”的眼光，在寻找“本地传奇”时，保持冷静与反省，以便更深入地探究传奇背后的某种真实。

　　说到舟山人，杨怡芬说：“日常当中，我们会常常以‘肚量大’称赞一个好人。日夜和海洋相伴，对生命的无常，会有比陆地上的人更深的感触，因此，也更加珍惜。”

　　掩卷之时，又一个抗战胜利纪念日即将到来。你或许会觉得，今天的和平，如此珍贵，如此值得珍惜。因为只有和平，才可能有真正的日常生活。

　　【战争缝隙中的微观历史】

　　钱江晚报：你说这是一部想重返历史现场的小说。在后半部中，似乎“重返”的部分也花了大量的笔墨，其实是更难完成的书写，为什么呢？

　　杨怡芬：这也许既可以让读者（同时让作者）透口气，同时进一步加强我想做到的对于战争和战俘的思考。我写作这部小说，起初是感动于渔民的勇敢，最后落脚于对长眠于海底的里斯本丸沉船里的年轻人的心疼。这个后半部分，就是为如今还长眠于舟山东极海域的这些年轻战俘而写的，他们无法言说，就让他者来完成言说。所以，细读之后，这群隐形的沉默人物一直在的，你有发现吗？

　　钱江晚报：这一部长篇，在战争的缝隙依然用大量细节展现了抗战时期香港、舟山等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现代时空里，写作者“我”和其日本恋人香织有关的日常生活，工笔刻画，一丝不苟。你是一个细节控吗？

　　杨怡芬：细节控，肯定是的。小说怎能不注重细节和细节的准确性呢？小说本身就是一个物质世界，是一砖一瓦似的细节砌起来的。我的小说，要有一个坚实的内在，犹如骨骼，撑起血肉，又被血肉所覆盖。这副骨骼，就是我探摸之后仔细描绘的史实，这个史实包括大历史和微观历史。日常生活的细节，就是从微观历史中来的，这种历史感，一部分来自历史资料，一部分来自文学文本。我努力去搜集，去吸取，咀嚼之后，喂养我的小说，就像是那些东西本来就是我的记忆，写作的过程当中会自然地输出。

　　钱江晚报：书开头写香港沦陷，转瞬生活就在战争硝烟中支离破碎。为什么会把伊恩这个英国商人作为第一男主角呢？

　　杨怡芬：我要的是殖民地的视角，找啊找，兜兜转转，终于在项美丽的《香港假日》里，在这文学性很强的非虚构文体里，找到了合适的氛围和战时日常气息。项美丽是《纽约客》的作者，她在上海、重庆和香港都住过，邵洵美曾给过她一纸婚书的。不扯开去了，说这个伊恩吧，因为他是后来被渔民藏匿起来的三位战俘中的中心人物，在香港的伊恩，是战俘伊恩的前传，我不能不给他一个重要的位置。

　　【关于战争的反思是什么】

　　钱江晚报：书中有很多你对战争反思的表达，比如战争对人的异化。你对人性是乐观还是悲观的？

　　杨怡芬：我对人性是抱着悲观底色的乐观。我深信在和平环境里，大多数人是“好”的；在战争环境里，人性会被扭曲，但一定有一部分人还保持着人之为人的尺度，比如“里斯本丸”上的二副荒木。我们不能以和平时期的道德观要求战争环境里的人们，但战争环境里的人性之光，更让我们看到人的尊贵。

　　在微博上，有读者对《海上繁花》做了一段书摘，说：“人投生在哪个时代，这是身不由己的。生在一个坏的时代，跟着一起做了坏人，死去的时候，心也不安啊，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反问，在坏的时代，我为什么不努力去做个好人呢？其中肯定有好多好人的。”这差不多是我自己的想法吧。

　　钱江晚报：一部写历史和战争的小说，你觉得当代人阅读它的意义是什么？让现在的年轻人对战争这件事的残酷性和人性的崩塌更深入了解吗？我感觉你镇定地一笔一画地还原了里斯本丸上的罪恶、苦难以及人性的光辉，当时会不会有你写不下去的笔墨？

　　杨怡芬：我是个会寻求“意义”的人，我写《海上繁花》，写战争的残酷，为的是呼吁对和平要尽最大努力去维护。但我能做的就是写完整个小说，怎么解读，是读者的事情了——指手画脚的态度，是我不喜欢的。这是我写作20多年里，人物死去最多的一部小说，写作的时候，我常常被黑暗侵袭，有好几处写不下去，所谓“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

　　在写作这部小说期间，我种了很多花，尤其是辛苦培育从初春到初冬45天就会来一波的月季花，她们的明媚把我固定在人间。“此世，如行走在地狱之上凝视繁花。”小林一茶的这句俳句，被我引来做题记，这是我和我的书中人一起经历的心境吧。

　　【以“他者”眼光寻找舟山传奇】

　　钱江晚报：你是土生土长的舟山人，作为一名海岛人，这本书你写得最得心应手的部分，是否是那些跟海、跟船有关的部分？当目光对准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一定感觉到这块土地具有它特有的“传奇性”吧？

　　杨怡芬：我写得最得心应手的应该是涉及女性和日常生活的部分，海和船，我也尽力描摹了。都说要离开家乡，才有书写家乡的相对正确的眼光。我的个性，算是深于自省的人，其实是很累的一个状态，但对于写作来说，还是不错的，比较容易获得一种“他者”的眼光，在寻找“本地传奇”时，保持冷静与反省，探究传奇背后的某种真实。

　　我初闻东极岛渔民勇救里斯本丸落水战俘时，被这个传奇感动，随即又生疑惑：除了“救人一命天上一星”的传统信念，渔民敢救并能送出其中三位的行动中，背后有什么支撑系统？我就带着这个疑问去看资料，也带着“解密”之心来写这部小说，不仅仅把它当做传奇来拔高叙述，因为，光是这朴素的救援就足以媲美当年发生的营救杜立特空袭行动中的飞行员的壮举了。

　　钱江晚报：书中所称道的舟山渔民朴质的救人行为，是否是渔民在与大海打交道的环境中，从历史时间深处而来形成的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人性的光芒是否也是海岛精神的一部分？

　　杨怡芬：刚刚说到“舟山”这个家园概念，不仅仅是一些有形之物，更是舟山人世代秉承的信念和价值观。在《海上繁花》的悠长故事里，于日军环伺之下，在沉船旁救起落水的战俘，东极渔民秉承的是祖上所传“救人一命，天上一星”的高尚信念；机智藏起三位战俘又辗转相托、环环相扣送到重庆，他们所抱的是“送佛送到西”的平常处世之心；这一大一小，依我的观察，时至今日，依然是民间强劲信念。每当台风过境，总有几则暴风雨中渔民互助救援的新闻传来，让人泪目感动。有几回搭朋友便车回家，我说到某处放我下车就是，对方答我的都是这句“送佛送到西”，执意送到家门口，让人心生暖意。确实，这种既高尚又平常的人性光芒，是舟山海岛精神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