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玉涵

　　书法教育仅仅是写好字吗？这可能是很多人对“书法家”的误解。

　　60年前，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和诸乐三先生，为零起点的书法高等教育做出了第一个“模板设计”，这决定了长达60年来书法教育的起点、定性、前行轨道和发展方向，至今，这一学科仍在依沿前行。

　　陆、沙、诸可以称为60年前的三驾马车，是一次宗师级的划时代“绝配”和“标配”。他们既是现代意义上的学者和书家，也是传统意义的文人。他们在现代学院体系中重新建立起了一种道艺会通、学养相成的书法教育的“通人之学”。

　　“通人之学”的典范是谁？这个名字，必然是首选答案：诸乐三。

　　在北京，“书学之路”讲述着学科文脉，在杭州，“艺者仁心——诸乐三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正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

　　诸乐三，堪称诗书画印“四全”，就连“乐三”之名也隐藏着密码。

　　篆刻

　　说起来，诸乐三原名“乐山”，“乐三”出自吴昌硕的建议，源于孔夫子的“益者三乐”——“作人之乐、诗书画事之乐、篆刻之乐”。

　　童年，诸乐三每天清晨跟随父亲诸献庄在村塾习字，四体皆精。篆书以及甲骨文更具有他鲜明的个人风貌，“书学之路”中展示的草书作品同样独具特色。

　　“草书要写得慢。”刘江曾见诸乐三书写草书，行笔很慢，比写楷书时还慢，和一般人写草书很不同，因此他的草书尤其刚劲沉着。这幅《红芙蕖》是诸乐三81岁高龄所作，“门”、“野”等字竖若金刚杵，两个“风”字的游丝则纤细而有力，飞扬又沉稳，可见其笔力。

　　作为“浙美三老”，诸乐三和潘天寿、吴茀之关系十分要好，三人还常常一起作画，有意思的是，如出一人之手，而题跋落款往往由诸乐三完成。三人一同建设中国画的教学体系，其中，诸乐三把篆刻引入大学课堂，是创建篆刻学的代表人物。诸乐三参与起草了新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史上第一个本科书法篆刻专业的教学大纲，让这门传统师徒相授的艺术形式在现代教学课堂得以实践。

　　四全

　　诸乐三曾跟吴昌硕朝夕学艺达7年之久，在诗、书、画、印四个领域全面继承了缶翁的综合成就，是为“昌硕嫡传”。“今天我们通过学习研究诸乐三先生的艺术，进而研究缶翁精华所在，于后学者十分有益。”中国美院中国画系教授马其宽说。

　　当时，潘天寿是浙江美术学院的院长，叮嘱学生：一定要把传统继承下来。“画事不必三绝而须四全。”作为一个画家，要做到诗书画印四全。

　　诸乐三就是“四全”典范，到现在依然是标杆。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枫说：“现在年轻的画家能做到这样的不多，要求各方面的传统修养都要完成。”

　　刘江给诸乐三做助教，在先生身上领会到，一切艺术中，只有广收博采，抓住事物的本质，才可能相互融会而贯通。

　　诸乐三和黄宾虹先生是忘年交，黄宾虹画山水，诸乐三画花鸟，题材、风格截然不同，但诸乐三都能兼收。他还向黄宾虹学习山水、画论，两人常有书信往来。

　　虽然是人物画出身，诸乐三先生的花鸟画也是必修课。紫藤是他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堪称一绝。马其宽回忆老师喜欢画紫藤，“以草篆写藤，中锋挥洒，乱中有序，笔走蛟龙，浑厚灵动，自成一格”。

　　展览上，中国美院中国画系副主任张铨看到诸乐三画的棉花，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指着《棉丛图》笑：这可是个绕不过去的范本啊。

　　这幅《棉丛图》表现的是棉花丰收景象，其特别之处在于，棉花题材此前从未见于古代文人画里，是诸乐三深入生活所撷取创作而出的，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其上题诗：“花开吉贝白茸茸，闪烁银光耀碧空。老笔纷披无俗虑，牡丹不画画棉丛。”这是题材和风格上的一大突破。

　　学生们临摹要学技术，也要学生活气。

　　诸乐三出生在孝丰县（今安吉县）西鹤鹿溪畔的鹤溪村，从小在农村生长，对农作物有很深的感情。1958年，徐家昌和马其宽跟着诸乐三、顾坤伯两位老师下乡到绍兴。诸先生清晨上茅厕的时候，注意到前面的玉米地，玉米肥硕，田埂旁生着许多盛放的红蓼，一下被触动，一面观察一面构思，回来后就创作出了《玉米蓼花》。题句：“蓼花莳作醅醪药，玉米堪珍胜宝珠。”

　　在诸乐三笔下，棉花、玉米、水稻、瓜果、豆荚、冬笋、芋艿之类都可以成为重要的创作题材，他不但拓展了吴昌硕的绘画题材，而且摆脱了一般文人画高格臆造、脱离生活的情态。包括吴昌硕不常画的禽鸟，在诸乐三笔下也栩栩如生。可以说，诸乐三的画很接地气，更落实生活。

　　晚年，诸先生画了一幅《水仙图》，题句：“超出规矩范围之外。”中国美院教授卢炘讲，以前大家都把诸乐三当作吴昌硕艺术的嫡传，但他在传承之上有自己独具一格的突破，我们应该重新认识诸乐三。

　　仁心

　　很少有人知道，诸乐三是学中医出身的。1920年代，18岁的诸乐三到上海学医，和哥哥诸闻韵住在姨公吴昌硕家，也是在那时，诸氏兄弟拜吴昌硕为师。

　　他入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行医问诊23年。然而国难当头，面对危厄时局，诸乐三慨叹“何药能医国”，于是弃医从艺，以立德树人之艺教作为了毕生志业，此后便致力于中国书画篆刻的道统传承，先后任教于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杭州国立艺专。

　　有时讲画，他也会以医药类比：“绘画构图如开中药药方，既要分清主药是什么，配伍药是什么，位置、比例不能弄错，另外也要看病情需要，有时要给以和顺，有时则用冲突的药性来制约。”

　　医艺相通。卢炘以“艺者仁心”概括诸乐三为人、从艺的品格。

　　有一次，湖滨书画社在陈列书法篆刻展览，诸乐三见到两个青年在橱窗外，对着诸乐三篆刻横幅专心致志地观看。诸乐三进展转了一圈，大约半小时后出来，发现两个人还在那里，就走过去问他们：你们对刻图章有兴趣？

　　“是。我对诸乐三先生这几方印很喜欢……”

　　“你想认识他吗？”

　　“当然想，可惜没有机会。”

　　“那你有时间可以去南山路景云村五号找他，我可以替你介绍。”

　　诸乐三留下这句话便离开了，留下两个青年面面相觑：这位老先生是不是就是诸乐三？

　　两位青年如约拜访诸乐三，他们是农机厂的工人，其中叶铁烈喜刻印章，每周日来诸乐三家请教。诸乐三见他名“铁烈”，是做农机治铁的工人，刻印又是用铁刀治石，为他取了字号“铁夫”。

　　1984年初，诸乐三听说家乡新建了鹤鹿溪大桥。他从小就从跨溪的竹桥上来来回回，竹桥脆弱十分危险，每年都会有三五人在桥上丧命，新修水泥大桥是件大好事。村大队想请他题写桥名，诸乐三欣然应允。

　　马其宽、徐家昌此时已经是青年教师，他们搀扶着诸乐三从病床上坐起，把画板放在床被上，徐家昌端着墨斗，马其宽扶人、扶纸，帮助诸先生落墨。诸乐三停停歇歇，挥写下“鹤鹿溪桥”四个拳头大的字。

　　这是诸乐三最后的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