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3版）

　　书坛循规守旧、日益衰弱，蔡襄的好友欧阳修深憾书法不振，发出了“学书自当成一家之体，其模仿他人，谓之奴书”的声音：不要再做唐代书风的奴隶了！

　　他强调书法的抒情功能，提出“意态无穷”的审美重要性，打破了晋唐以来书法中和平正、追求“尽善尽美”的审美思想。

　　欧阳修的书法成就主要体现在理论方面，实践上的突破就要看蔡襄的了。他一生醉心翰墨，可以说是书法领域的全才：历来所有书体他几乎全都学过，而且都有相当高的水准。蔡襄的书法成就集中在行、楷上，但是草书能得魏晋风流，蝌蚪文、篆籀文、飞白书、隶书等都颇有成就。

　　既守法谨严，又能出新意，蔡襄的书法备受时誉，一时间“士庶皆学之”。苏轼称赞他：“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

　　严格来讲，蔡襄并不算“尚意”书风真正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书法仍然有些“为法所拘”，重法规而难畅意，米芾评价他“勒字”，不能信马由缰。这从他的性格上也可见端倪。

　　他也有一则关于睡觉的轶事。蔡襄生着一把美髯，有一天宋仁宗无意间问他：“你的胡子非常漂亮，晚上睡觉时是把它盖在被子下面，还是放在外面呢？”

　　蔡襄一下子被问住了。晚上要睡觉了，他还一直思索着仁宗的话，把胡子一会放里面，一会又放到外面，来来回回怎么都不舒服，结果一个晚上没睡着。

　　蔡襄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不可否认，他连接着唐、宋两朝的书风嬗递，身兼尚法和尚意两种艺术追求，在中国书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直接启示了苏、黄、米的创新。

　　他还是个值得尊敬的忠臣，在朝为谏官时，以直言著称，出外理政时，所到之处皆有政绩。蔡襄在杭州只待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但践行了自己的诺言，询求民间隐情、为民办实事，作《戒弄潮文》警告军民文明观潮，不要“以身试怒潮”。

　　中秋将至，此文依然适合每位观潮人熟读并背诵。

　　苏轼的宣言

　　在书法家苏轼成名之前，蔡襄的书法是北宋公认的第一；就像苏轼一登场，他的老师、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了。

　　其实，后人对宋人书法概以“尚意”的定义，就是受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启发。展览策展人陈纬将这句话视为宋代“尚意”书风正式形成的宣言。

　　别看苏轼自言“无法”，他学书可是下过一番苦功的。根据他的学生兼好友黄庭坚透露，苏轼对王羲之、李邕、颜真卿、柳公权以及杨凝式等人都做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天才的学习都是有方法的，比如他学颜真卿，是因为“鲁公变法出新意”，在颜书中还专挑最适合自己性情的学：楷书《东方朔画赞》，因为碑中属它清雄；行书《争座位帖》，因为帖中尤它奇特。

　　所以苏轼的“意”，稳稳建立在“法”之上。用他对吴道子画的评价来形容他的书法追求更为贴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展览中展示的苏轼存世四大名碑之二——《表忠观碑》和《丰乐亭记》（另二为《醉翁亭记》和《奎宸阁碑》），就直观地体现了他的“意造”之功。最求中正的碑文，在苏轼笔下多了意趣。“这两碑楷体大字书写严谨，情感饱满，字大见方，楷中稍带行书意，气象雍容大度。”陈纬评价道。

　　《表忠观碑》就立在钱王祠。北宋熙宁十年（1077），赵抃上表请示重修吴越钱氏宗祠，宋神宗准奏，并将原来的妙因院改赐名为“表忠观”，来颂扬吴越钱氏的功德。此时，苏轼已任过杭州通判，奉敕撰写碑文并书。

　　元丰元年（1078）八月，表忠观碑正式立石，冥冥之中，“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碑石后来几经迁移、损毁，直到2020年，在杭州钱王祠整修工程中，四枚残石重新被发现，如今也和清拓本一同展示在展厅中。

　　立石的同一年，黄庭坚主动和苏轼通信，苏黄二人的神交生涯开始了。展厅中有一幅《题浯溪大唐中兴颂摩崖碑后》，是黄庭坚逝世前一年的作品，个人书风鲜明，属长篇佳制。

　　说到黄庭坚，后代书法理论家认为，陆游的书风在很大程度上与之接近。陆游曾说自己“草书学张颠（张旭），行书学杨风（杨凝式）”，也说过“学诗当学陶，学书当学颜（颜真卿）”，这书学三家恰巧是黄庭坚最推崇的几位。若陆游未刻意学习，那二人算是跨时空的知己了。

　　《表忠观碑》立石的第二年，苏轼迎来了人生中的巨大转折——乌台诗案。苏轼保住了性命，但被贬黄州，得了个没有实权、相当低微的黄州团练副使一职。而谪居黄州也成为他书法之路上的巨大转折：苏轼“尚意”书风特色的行书，正是在黄州得到了质的飞跃。

　　经此一劫，险些断送性命的苏轼心灰意冷，年轻时的豪情壮志烟消云散，来到黄州后开始参禅问道。在排遣痛苦的同时，禅宗也为他的书法创作带来了启发，帮助他更加自由无羁。

　　于是，继王羲之《兰亭序》和颜真卿《祭侄文稿》后，“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诞生了。

　　在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苏轼将其愤懑沉郁的心情，写成两首五言诗，恣意地挥洒笔端。《黄州寒食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苏轼在黄州谪居期间，米芾还专程来拜访他，这次会面也成为了米芾书法创作的转折点。

　　苏轼看了米芾的字，称赞他的书法“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让米芾备受鼓舞；苏轼还建议他学习晋人书法，米芾从此留心寻访魏晋法帖，进入了“集古字”的第二阶段，书法融合晋韵，开始趋向平淡清古。此次展览中展出了一幅（传）米芾的《行书天马赋》。

　　苏、黄、米在北宋书坛相继亮相，作为“尚意”书风的代表人物，为宋代书坛带来了一股新风，也为中国书法史又形成了一座难以逾越的巅峰。

　　过度与回归

　　正如苏轼受禅宗影响而获得“尚意”的突破，“我书意造”与“直指人心”有着共通之处。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与唐代中期的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到了南宋，禅宗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陆游《自作诗卷》的对面，就展示着同为南宋四家之一的张即之楷书《华严经》选页，据说这是现存最早书写在安徽宣纸上的墨迹，同时还有两位高僧密庵咸杰、无学祖元的真迹。

　　他们都与“江南五大禅院之首”杭州径山寺有关，宋元明期间，不断有日本僧人来谒径山寺，之后“尚意”书风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此，浙江美术馆在径山寺设了一个分展区“澹然世界宽——宋元明清禅宗墨迹展”，展出自宋以来历代高僧的禅宗书法。

　　禅宗更不注重书法的用笔、结体、章法、墨法等法度，密庵咸杰、无学祖元的真迹中就流露着朴拙之气，和佛家偈语结合起来相映成趣。

　　随着“尚意”书风的不断盛行，书法的发展到南宋后期跑了偏，过于重意而轻法。被苏、黄、米三家笼罩也就罢了，书坛败落到真的“没有技巧，全是感情”，和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法上之意全然不是一回事，无法之书已难称为“书法”了。

　　这时候，赵孟頫出现了，他提出遵循古法、崇尚二王的思想，拨乱反正，让书坛重回正道，也为此后明清书法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所谓“化晋韵入唐法，逆宋意开明态”。

　　展览中展出的这篇《洛神赋》卷，是赵孟頫《洛神赋》中最好的一篇，深得“二王”精髓，用文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来形容再恰当不过。

　　重新重视法度、回归正途后的明清书坛再次受到宋代“尚意”书风的影响，以吴门书派为代表。这一时期书法家的创作极具个人风格，笔墨之中个性表达极其鲜明，宋时“尚意”的浪漫主义色彩得到进一步发展。

　　杭州有一句话叫“字是侧面像”，环顾展厅中的明清之作，简直是侧写师可以根据字迹来画像的程度。

　　“尚意”精神到今天依然产生着不竭的影响，留在笔墨间的丰富面貌不如到展厅一睹为快。

　　嘉宾已就位。

　　参考资料：

　　①《中国书法简史》王镛主编

②《蔡襄传》蔡金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