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60万字三部曲，80后作家来了一次疯狂的骑行

　　《嚼铁屑》与3600公里

　　本报记者 张瑾华

　　这是一部有着奇怪名字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嚼铁屑》，60多万字，作者甫跃辉，80后作家，得过郁达夫文学奖，现居上海。

　　三部曲设置了广场、大河还有孤岛三个不同的叙事空间，也对应了三部书的书名：《广场》《大河》《危楼》。从世俗生活到精神世界，再到生死主题，层层推进。第一部是现实题材，第二部出现了对生命的思考，第三部则完全进入到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思辨的境界，看上去很虚幻抽象，但意境非常宏大。

　　今年7月，《嚼铁屑》出版后，甫跃辉来了场疯狂的旅行。他从上海出发，骑行3600多公里，回到家乡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这场骑行之旅持续了33天，包括记者在内，很多朋友在朋友圈中关注着他每一天的行程。一路上，他变得胡子拉碴，越来越黝黑，从“小鲜肉”向着“大叔”迈进。

　　骑行和“嚼铁屑”这个意象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骑行中我换过两次内胎，因为外胎扎进了很细的两个小铁屑。就有朋友说，谁让你写《嚼铁屑》呢，所以遇到铁屑了吧。”甫跃辉说，“嚼铁屑”这三个字，有点像面对一个艰难险阻，然后努力去把它克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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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风悦读：你写就了“三部曲”这样体量的“巨制”，有人认为是一部“野心之作”，也有人说是时代之书。从写作意义上来说，你个人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甫跃辉：《嚼铁屑》的责编之一李黎认为，这是一本“野心之书”。在写作上，“野心”应该是个褒义词。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野心”就会变得大而无当。

　　在《嚼铁屑》的写作上，我是有野心也有耐心的，不说写了很多稿，写了很多年，单是写完后的一次次修改，都花了一年时间。

　　春风悦读：我们看到的，第一部《广场》讲离婚辞了职的女性侯澈从一线城市返回故乡小城，返乡牵出她跟家乡的关系，她的原生家庭、同学等等，拉扯出各种冲突，既有两代人的观念冲突，也有大都市和小地方的思维冲突。似乎是你这一代80后的一种境遇的浓缩，无论混得好还是不好，总是会和故乡产生一点故事？

　　甫跃辉：故乡和异乡，是我们这代人身上凸现的两个词。

　　高考、打工、城镇化等，都让这一代人的流动变得异常频繁。但无论一个人走到哪儿，背后总有一个故乡，有个可以回去的地方，所以每年春运都会成为新闻。

　　上海就是陌生人社会，人情淡薄，就算是熟悉的朋友之间，也可能半年一年不见一次。在上海，我过着很“宅”的生活，除了上班，几乎就不下楼。而一旦回到老家，我每天不是在跟朋友喝酒，就是在去跟朋友喝酒的路上。

　　我还是更喜欢老家的生活，在大山大河之间，在风雨草木之间，喝酒、打牌，虚度日子，真是很美好的事。不过啊，真要一直这样也不行，那就没法写小说了。要写作还是得回上海宅着。

　　春风悦读：小说中的人物似乎有一种边缘人的设定，比如男主人公卢观鱼辞掉了程序员的工作，租住在郊区，比如救了很多人的老薄在现实中跟女儿的关系冷漠疏离。你平时会经常关注社会的边缘人吗？

　　甫跃辉：既然谈论边缘，就得谈论中心。怎样的才算中心呢？除了明星、政客、科学家、企业家等，生活里的人都是远离聚光灯的。如此算来，绝大部分人都属于边缘人。如果这么多的人都属于边缘人，他们还能算是边缘人吗？

　　在我看来，小说里众生平等，一个写作者关注边缘人或者说小人物，不会显得多么高级，也不是他有多少悲悯心，只是因为他接触的基本是这样的人。你让我去写大人物，我没办法写，完全不了解他们的生活。

　　《嚼铁屑》的写作，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查了很多资料，很多不起眼的小细节，比如第二部里长江边一位老太太的几句话，都来自真实的历史记录。

　　春风悦读：小说中有探讨自杀等话题，是否跟“时代病”有关，似乎比从前有更多的人陷入精神焦虑、心理危机等现状？

　　甫跃辉：9月10日是教师节，估计没几个人知道这天还是“世界预防自杀日”，今年的主题是“终生预防自杀”。自杀不是“时代病”，它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病”。所以，写自杀，并不是要写这个时代，其实我是想去写出普遍的人。或者说，是想通过写这个时代的人，去写出普遍的人。但这说起来容易，要做到是不容易的，身处时代之中的人，未必就了解这时代。

　　春风悦读：三部曲里写到的亲情，关系疏离，在你看来，这也是“时代”的一部分吗？

　　甫跃辉：因为迁徙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不可避免，亲人之间的疏离几乎是必然的。小家庭也会随着孩子的长大变得摇摇欲坠。家庭成了短暂的存在，人在生命中的很大部分里将处于独处的状态。

　　这跟这个时代，或许是有些关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