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有趣，不神秘，豆瓣却有9.1分

　　导演干超揭秘这部高分考古纪录片的背后

　　《何以中国》，以何圈粉

　　本报记者 马黎

　　“拍20多年纪录片，总算得了回9分。”干超发了条朋友圈。

　　2000年，干超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进了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纪录片编辑室》栏目，开始做纪录片。这是全国第一个以“纪录片”命名的电视纪录片栏目，创办于1993年，去年正好30年。栏目有个特点，往往在讲一个大变革时代下，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变化。

　　2004年他拍过一个纪录片叫《房东蒋先生》，一位上海老克勒和一个别墅的故事。“这棵玉兰花能开500多朵，我数过。玉兰花开的时候，叶子都没有，全是花。”蒋先生站在即将被拆迁的老房子阳台上，让导演拍一下这棵树。

　　他从蒋先生身上看到了时代留下的印记，那时候，他好像有一点感觉，人是没有办法逃避历史的，“你躲在一个房子里，你也会被历史的波澜影响到。”

　　20年后，他拍了一部考古纪录片《何以中国》，再次想到了蒋先生的玉兰花。上周，这部由国家文物局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上海市文物局支持、上海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大型纪录片正式收官。豆瓣开分9.1，登上豆瓣华语口碑剧集榜第三名。

　　没有揭秘式的考古现场，没有对白，没有专家访谈，只有旁白和无台词的表演，这样一部考古纪录片在当下多少有些另类。干超在想什么？

　　不要有趣，不要揭秘

　　潮新闻·钱江晚报：你之前做的都是现实题材的纪实片，这是第一次做考古纪录片，而且片子里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部分占了一半，为什么想用考古来讲中国？

　　干超：我之前做的纪录片，好像就是在讲中国人和中国，在讲现实中国发展的一个动力。

　　但是秦岭老师（学术制片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提到“何以中国”后，我一下子被她带起了兴趣，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想到过的角度——我们怎么去认知历史，特别是历史和今天的关联，用考古进入到中国的文化史。

　　潮新闻·钱江晚报：进入以后，碰到什么困难了？

　　干超：我们不知道它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项目。

　　秦老师一开始写了8集的梗概，其实我只有秦汉还能大概看懂，但它当中每一个所指，比如讲制度到底是什么，我是不知道的。而秦汉往前，我就很难follow了。坦白讲，那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难的。

　　我们每个人都读了非常多的考古报告。我是一个纯粹文科生的脑子，但是考古学，更像一个理科或者工科，再加上这两年的科技考古、DNA遗传学分析，包括秦岭老师研究的植物考古，都是跟我们隔离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很确定不要什么。我们不想去拍成一个纪实的片子，去拍最近又发掘了什么东西，因为纪实回答不了“何以中国”这个问题。

　　我们就想做一个不水的片子，有自己的风格——考古就是扎实的，我们就想扎扎实实的，不走捷径，把这个片子一块砖一块砖这么搭出来，想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

　　潮新闻·钱江晚报：你拍的这几年，正是文博风盛行的时候，大家都在做各种考古活起来的文章。

　　干超：对，大家在做另外一种尝试，就是把文物或者考古成果、工具，变得有一些流行化。比如把它做成雪糕，把它夸张造型，或者做成各种各样好看有趣的视频。

　　但是我自己接触了考古人以后，发现他们都形成了自己对早期中国发展脉络的一个理解，而且这个理解有的时候是很宏大，很完整的，所以我们很受启发。我们慢慢地从要拍摄一件文物多么漂亮、多么精美里跳出来，去观察这个文物在“何以中国”的历史中，所要表达的一种文化含义，而不仅仅是它承载的一个美学上的成就。

　　良渚和考古学家的“人设”

　　潮新闻·钱江晚报：考古学家在这个片子里面出现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比如良渚这一集，他们其实没有出现，而是作为“演员”，比如王宁远坐在竹筏上拿着PAD和5000年前的良渚人交错而过，方向明在反山墓葬边上画画，有大量文学的、抒情的语言。

　　干超：对。一开始，我们去每一个遗址的时候，他们都很热情地接待我们，很多老师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等着要采访。我说，我们没有采访，他们就觉得很惊讶。

　　不是说专家不好，我们希望信息量密一点，观众想真正进入到这个片子里，恐怕自己还得做一些努力。你想通过考古视角去很轻松地获得关于万年的一个逻辑，可能不行。我觉得，观众需要付出自己的努力，陪着我们一起来做这次艰难的探索和旅程。

　　潮新闻·钱江晚报：所以这个片子对观众来说，是有一定门槛的。说说良渚这一集拍摄吧，你之前说，良渚最难拍。

　　干超：良渚这一集，考古学家是出现最多的。

　　我想，周繁文老师（总撰稿）可能有几种考虑，一个是良渚的考古发现非常扎实，能给我们揭示出史前的面貌。

　　另一个，周老师写王宁远和良渚人隔着5000年的时光擦肩而过；写刘斌坐在城墙边，观察那些石头，好像城墙的那一端也站着一群古人望着没有完成的城墙。这些话很打动我。很多日子以后，我经常会回想起这种烟雨里的对视。我想来想去有点放不下，最后说，还是要拍他们。

　　你刚才说“扮演”，其实我认为他们不叫扮演，还是符合他们各自身份的。

　　王宁远坐着竹筏经过的那条水路，也是良渚人运木头入城的一条水路。拿PAD也是他日常找水坝的工作方式。王老师被拍的经验很丰富，会把眼镜抬一下，露出惊讶的神色，再回头目送良渚人。他是一条过。

　　刘斌老师拍摄那天，发着高烧。拍完以后，他跟秦岭老师“抱怨”：我还以为有采访。不采访，连一句台词都没有，就是让我看看良渚王看看城墙。

　　方向明老师，他帮我们摆了反山20号墓和22号墓两个墓的大部分随葬玉器，按照出土位置来摆放。

　　我知道他画画很好。摆完以后，我就想，如果他能够画一幅画，在入葬的时候，这些玉器是怎么放在王和贵族身上头上的，对观众来说比较直观。

　　而我们会用一个祭祀场景，让演员穿戴这一套玉礼器，把它表现出来。对观众来说，就有一个从文物到文物复原的墓葬，然后再到实际祭祀中的一个再现。这个阶梯就会比较完整。

　　我就去问方所长。我本来想请他在考古所库房里画，他觉得不过瘾，应该在黑咕隆咚的夜里，在反山墓地画。

　　潮新闻·钱江晚报：有人说，这幕很像宫崎骏在反山边画画。

　　干超：我们特地请电影的灯光来打光，有点神秘但比较温暖的一个光。那是夏天，很热，虫子很多。

　　就像秦岭老师说的，考古人是一个信使。我们通过他们科学的发掘、摆放分析等等，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真正地和我们的先人对视，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社会的模样。

　　我们想启发观众，考古学家到底是做什么的？他们不仅是一个发掘者，也不仅是把碎陶片贴起来的人，他们所做的努力，是要让你看到这个器物背后的人和社会的样子，或者叫复原古代社会的一种努力。

　　良渚这三位考古学家，恰好从各自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他们把良渚社会的图景慢慢拼出来的一个过程，让我们对考古学家的职业特点，也会有更加不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