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2个名字，是鲜活热烈的生命延续

　　“无语良师”和他们的最后一课

　　本报记者 杨茜

　　通讯员 杨可

　　恩格斯说：“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

　　对于医学生来说，除了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的老师外，还有一位特殊的老师——用于解剖的遗体标本，也被医学界尊称为“大体老师”或“无语良师”，他们是人的生命不一样的延续。

　　没有他们，就没有医学的发展。

　　“宁愿身受千刀万剐，也不让医生在病人身上划错一刀”，这是对“大体老师”最生动的诠释。

　　每年清明期间，浙江大学医学院的无语良师文化广场上，师生们都会手捧菊花，身着素服，静默伫立。自2012年学校建立“无语良师”纪念碑并建成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的医学人体博物馆以来，缅怀活动从未中断。

　　最爱的奶奶成了大体老师，长大的孙女在角落里默默掉泪；爱人先走一步，她在纪念碑前默默搜索他的名字：“你再也看不到女儿结婚了”；儿子摸着碑上妈妈的名字，寄托着深深的思念……

　　鲜花簇拥、翠柏含肃。

　　纪念碑上1232个名字，鲜活又热烈，还在无限增加，“无语良师”的大爱在延续。

　　他希望将来与家人

　　在无语良师碑上团聚

　　临近清明，72岁的蒋遂变得忙碌起来。

　　“无语良师”纪念碑上有他父母和妻子的名字，他要过来缅怀；父母和妻子的衣冠冢都在南山陵园，他要去一趟；岳父岳母和妻子的骨灰放在钱江陵园，他也要跑一趟。

　　即使过去多年，也消散不了他心中的悲伤。

　　蒋遂的父母是一对学术界的伉俪。父亲蒋礼鸿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敦煌学家，母亲盛静霞是我国著名的诗词学家，两人生前都在原杭州大学中文系执教。

　　1995年，蒋礼鸿因患肺癌辞世，将遗体捐给了医学事业，为医学生们留下了一位伟大又无私的“大体老师”。11年后，盛静霞追随丈夫，也同样将自己的遗体捐给浙江大学。

　　“虽然知道他们决定的时候，我和姐姐都很震惊。但仔细想一想，又是意料之中，这和他们毕生为学术献身的志向是一脉相承的。”蒋遂说。

　　两年后，蒋遂和妻子郭敏琍共同决定，要像父母一样，捐献遗体。

　　2019年，郭敏琍被诊断出神经疾病——格林巴利综合征，疾病来得又快又猛，不过半年时间，郭敏琍就过世了。不久之后，她的名字被刻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的无语良师碑上，和公婆的名字刻在了一起。

　　“她虽然不在了，但是我常常感觉她还陪着我。”蒋遂几乎每天都会写日记，记录自己平凡的一天，记录小孙子的成长，“就好像在和她对话一样。”

　　事实上，除去清明和冬至，每周周末，蒋遂都会单独住到浙江大学附近的房子里，去无语良师文化广场走一走，这已经成为了他和妻子之间的默契。“我说过，我的余生都会在怀念中度过。”

　　晚年的蒋遂，身体硬朗，一直没有停止过父母遗留下来的文稿工作，还要照顾儿子一家人，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注重健康管理的他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义无反顾，“我对敏琍说过，让她等着我，以后我会在无语良师碑上和她会面。”

　　伉俪情深先后捐赠遗体

　　生命价值最大化让儿子仰望

　　相比蒋遂的悲痛，钱能更多的是仰望和怀念。

　　他的父母，经历过命运多舛，相爱相守了55年，在生命的尽头，又再次以“大体老师”方式重逢。

　　父亲莫屈是一名有着69年党龄的老党员，1979年在杭十中任书记。

　　“父亲一直关注我们三兄弟的成长，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感化着我们，让我们正直，教我们善良，鼓励我们不断进取，使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能兢兢业业，在为人处世上问心无愧。”钱能回忆道。

　　父亲握着他的手练毛笔字，后来手把手教磨墨的情景，仿佛还在钱能的眼前。

　　母亲钱遂英一直在林业系统工作，直至退休。她在森林产业研究上很有造诣，靠自己的实力，评上省林业厅第一批科技工程师。为了方便工作，学习了俄文、英文、日文，努力查阅国外资料。甚至到退休后，为了合作办产业，还在家里自学了电脑操作和计算机BASIC语言。

　　“在我们家，父亲有绝对的权威，母亲又很崇拜他，两个人很恩爱，从未吵过架，所以在父亲决定捐遗体的时候，母亲是无条件地支持。”钱能说。

　　2011年11月11日，莫屈因骨髓癌过世后捐献了遗体；11年后钱遂英也捐献了遗体。

　　在钱能看来，父母有这样的思想可以说非常“超前”了。“他们身无一物地来，也想轻轻松松地走。不想给我们造成负担，还不如将自己捐给医学，让生命价值最大化。”

　　在父亲过世后的前几年，每年清明和冬至，钱能都会望向天空发很久的呆，就像那里有他一直仰望着的父亲一样。

　　后来，他给父亲办了衣冠冢，并给母亲买了一个双墓穴，把他们还是放在了一起。钱能说自己思想传统，始终希望父母能“落叶归根”，“现在更多的是怀念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实现愿望，给医学的发展带来进步。”

　　已有1232人助力医学生

　　为他们上最后一课

　　每年清明前后，浙大医学院都会在“无语良师碑”前举行缅怀活动，这是另外一种教学，让医学生们在接触解剖试验的同时，学会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珍惜生命。

　　据统计，浙江大学自开始接收捐献遗体以来，已有3000余人陆续填写了遗体捐献登记表，其中有1232人完成捐献。遗体捐献数量由以往每年5-6例，逐步递增到如今每年90余例。

　　遗体捐献者中有离休干部、老红军，也有医生、老师、公务员等，还有一些生前有特殊疾病的人，希望自己的遗体能为疾病研究做贡献。

　　其中，老师最多。

　　而他们的捐献理由空前统一，“我捐献了遗体，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当老师。”

　　杭州天地实验学校55岁的语文老师周红飚，因病离世，捐献了角膜和遗体；原浙江农业大学经贸学院贸易经济学主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系退休教授罗庆成逝世后成为了“大体老师”；浙江义乌苏西中学科学老师罗盛教逝世后给学生上了“最后一刻”；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的方爱兰把自己103岁的遗体无偿捐献了……

　　他们的身躯架起了医学生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用最后的一点光成就了许多医学生的梦想。

　　据了解，浙大医学院的学生，每七至八人可以解剖一位大体老师，完成从局部解剖开始的所有学习。

　　“感谢您的舍身，驱散了我心中的迷雾，助我学习成长，我必将成为一个自强不息之人，写好自己的故事。未来我必不负《希波克拉底誓言》，为人类健康，除世间病痛而奋斗终生……”在医学生写给“大体老师”的信中，我们总能看到一颗颗滚烫热辣的真心，看到对生命的敬畏和医学广阔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