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孙家栋从莫斯科毕业归来。聂荣臻元帅一个电话，他成为钱学森院长的同事。孙家栋是学飞机设计专业的，但回国后被分配去研发导弹，他当时对导弹“见都没见过”。

　　那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向苏联购买技术和导弹原型，一颗完整的导弹从整到零拆开，记录下它的全部构造，再重新组装起来，就这样成功把“P-1”导弹、“P-2”导弹研究透彻。

　　转向导弹研究取得了卓越成绩，“这辈子可能就搞导弹了。”孙家栋当时想。1967年，中央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院长点名老部下孙家栋。正趴在火箭图纸上的孙家栋接到通知，成为东方红一号的总体技术负责人。

　　就这样，“两弹一星”（核弹、导弹、人造卫星）中，孙家栋参与了两项的研发，是当之无愧的元勋。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自主建设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65岁的孙家栋担任北斗系统的总设计师；2004年，探月工程启动，75岁的孙家栋又一次承担了总设计师的重任。

　　就在孙家栋95岁生日之际，2024年春，探月工程四期大幕拉开，作为重要一环，鹊桥二号中继星将架设地月之间的新鹊桥，为嫦娥四号、嫦娥六号等提供中继通信。很多后辈和学生向他祝贺生日，孙家栋说：“对老师最好的回报，就是让中国卫星飞得更高、更远。”

　　“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孙家栋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国家需要，我就去做”，是贯穿他一生的信念，也是黄传会在书中贯穿的主题。大国重器的背后，就是这样一群赤诚的科学家。

　　本书最后，天问一号发射成功的那天晚上，黄传会让孙家栋在梦中见到了嫦娥，见到了嫦娥一号探测器，也见到了钱学森和“航天四老”，见到了他一生的众多同志们。后来孙家栋看到这一章，说“你这个作家还挺有想象力的。”

　　对孙家栋来说，从飞机到导弹再到卫星，进入的是一个个陌生领域。对黄传会来说，《仰望星空》的写作，也是一个陌生领域——这是他第一次写中国的航天事业。

　　1977年，黄传会调入海军政治部创作室，成为一名海军作家。我们的采访在创作室进行，黄传会环顾这间9平米的创作室，说这就是他工作了50年的地方。

　　当年，青年黄传会来到创作室，一位老作家告诉他：“你要成为一个海军的作家，就要走近万里海疆。”黄传会花了几年时间，从鸭绿江出发，顺着海岸线，一直走到西沙群岛（当时南沙群岛还去不了）。

　　一个个小岛、一座座灯塔，黄传会与水兵相伴，迎着海风记录，枕着波涛入眠。走过18000多公里的海疆线，他的眼界开阔了，也亲身感受了海军生活，于是才有了一部部海军题材的报告文学。

　　他写过“中国海军三部曲”（《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逆海：中华民国海军纪实》《雄风：中国人民海军纪实》），写过潜艇部队创建史《潜航：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追踪》，写过歼-15舰载机工程总指挥罗阳的《国家的儿子》，写过记录2015年中国海军也门撤侨的《大国行动》。

　　在5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黄传会还写过社会民生题材。1989年，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希望工程，秘书长徐永光是黄传会的温州老乡。他说：“来写写我们希望工程吧！”什么是希望工程？一番了解后，黄传会从太行山走到沂蒙山，从十万大山走到黄土高原，写出了《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后来又写了打工子弟主题的《我的课桌在哪里》《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等。《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这些年轻人不像他们父辈，进城打工后还回到土地里，他们这一代人是不愿意再回去的。”黄传会深入考察社会现实，以良知写作。

　　2019年，在浙江出版集团邀请下，黄传会接下了《仰望星空》的写作任务，写中国航天事业。“将中国航天几大工程梳理清楚，多亏几位航天界专家指点迷津，谢军、张荣桥、孙泽洲像帮小学生解题一样，为我讲解航天科技ABC。”

　　在书中，黄传会还原了老一辈科学家的纯粹、无私，再现了几代航天人半个多世纪的艰辛、泪水和喜悦，展现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这也成为他个人写作生涯中一段难忘经历。

　　写完《仰望星空》之后，黄传会对嫦娥一号、嫦娥四号、天问一号、祝融号等工程的研发人员有了深入了解，在广泛采访的基础上，他又写了《中国北斗传》，现在正在写《火星，我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