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项向荣

　　年届古稀的方渤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在北京望京医院的病床上。几天前，他在腾讯网开通微博，并联合其他152名非典后遗症患者联名求助，希望成立非典后遗症患者救助基金，方便救治。

　　昨天，接到本报记者的采访电话时，他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2003年，为了抢救生命，激素类药物曾被大量用于非典紧急治疗，激素的副作用导致部分患者股骨头坏死和肺部纤维化，被称为非典后遗症。这些当年看似逃过一劫的人们，如今重新陷入后遗症的折磨之中。

非典后遗症同当年那场疫情一样可怕

　　方渤一度被称为“成功治愈的非典病患”，他也是一个“抗非英雄”，当年第一个带头捐献非典抗体血清。他原是北京海淀邮电局职工。2003年春“非典”暴发，他，以及女儿女婿在内的9位家人感染，其中老伴和老伴的姐姐不治身亡。方渤在治愈的半年后发现双腿疼痛得无法站立。经检查，才发现当初非典中救他一命的糖皮质激素，已导致他的股骨头大面积坏死。

　　股骨头坏死也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当年，为了救命，激素类药物曾被大量用于非典紧急治疗，激素的副作用导致部分患者股骨头坏死和肺部纤维化。

　　如今的方渤骨头已变得像石膏一样脆弱，有时疼得他“恨不得把这腿锯下来扔出去不要了”，这让方渤意识到非典后遗症同当年的那场疫情一样可怕。“你治这儿了，那儿坏了。它没完没了。”前两年，他已做了股骨头置换手术， 他的两髋各爬着一条30厘米长的大疤，那是股骨头置换手术留下的痕迹。近年来，他的双肩也越来越疼，原本厨师出身的他，右手刀都提不起来，连做顿饭都不成，生活都没法自理。

　　方渤如今一个人住在医院里，没有亲人没有护工。他解释说，他是孤儿，家中本没有什么亲戚。虽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几年前远嫁东北，另一个女儿忙于工作，无法长时间陪伴。请护工对退休工资只有两三千的他来说更是一种奢望。方渤说，所幸医院的医生护士比较贴心，一个人挺挺也就这么过了。

多数后遗症患者无法工作，还要承担高额治疗费用

　　早年得知患病后，方渤开始通知非典病友们去医院检查，结果陆续查出后遗症，他们中很多人无法工作，还要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他们从“成功治愈的幸运儿”又重新沦为不幸者。2009年曾有一篇报道称，“北京登记有非典后遗症患者约300人；民间调查显示80%因病离岗，60%存在骨坏死、肺纤维化、抑郁”。

　　方渤告诉记者，相对于其他的病友，他的情况虽难，还算是过得去的，“这个群体生存艰难，绝大多数人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有人瘫痪、有人癌症，有人已经去世了”。

　　他举了几个例子：病友鲁晓梅，父亲因非典去世，她和母亲肺纤维化、骨坏死，一条腿做了置换手术，如今另一条腿也准备置换。她75岁高龄的母亲生活不能自理。丈夫因病不能工作，其女儿因照顾母亲陪床，被单位除名，全家陷入困境。

　　病友辇秀兰，今年1月17日在望京医院做了股骨头置换手术，由护工护理，20天就花费2600元。老公月薪仅1800元，全由亲戚资助，她女儿失聪重残，母女俩无业无收入靠政府每年8000元困难补助生活。

　　更困难的两名病友，因患有多发性骨坏死加上重度骨质疏松（即“脆骨症”），一人手扶下墙，结果掌骨骨折；另一人手拉了下门把手，结果肋骨骨折。而病成这样的她们还分别要赡养高龄父母，还要抚养学前子女，仅靠政府每年8000元困难补助生活，生活可想而知。

最大愿望是成立非典后遗症患者救助基金

　　作为非典治愈患者的家属，北京居民龙梅曾写信希望政府能够关心非典后遗症患者，但没有回应；方渤和其他十几个病友开始呼吁，希望死者家属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金，并且由政府提供后遗症患者护理服务。在他们的努力之下，非典后遗症这个群体逐渐被公众所知。

　　从2008年开始，中国红十字会开始每一年给每一个后遗症患者一些补助，有工作的4000元，没有工作的8000元。但这样的补助，在方渤看来，对于非典后遗症患者来说，远远不够。

　　“有些人已经成了植物人，有些人是癌症晚期。”方渤说，他的最大愿望就是成立一个非典后遗症患者救助基金，来解决这些人的后半辈子生活，“他们远比我困难，看了心里很痛”。

　　方渤告诉记者，开微博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引起外界的关注。”对于发出微博后的反响，方渤说，来自民间的反响比较热切，但官方目前仍无回应。方渤心底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政府对非典后遗症患者进行长久、固定的援助——不单是为他，更为那一群患难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