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一个剧本4000元，是了不起的一大笔钱了。《红高粱》的版权费拿到800元，我非常兴奋，在当时，这是一个人好几个月的工资（按：影片1988年上映）。

　　电影上映后引发的热潮，超出了我的想象，估计也超出了张艺谋他们的想象。为什么会反响这么大？

　　我觉得，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命运。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代主题是解放思想、冲破束缚，所以像《红高粱》里所张扬的个性、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应该是引发广大观众和读者共鸣的原因。

　　像电影里粗犷豪放的插曲《妹妹你大胆向前走》——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喜欢这种风格了——但当时，几乎人人都能唱，人人都在唱。所以一部文艺作品，跟它的时代一定是密切相关的。

　　后来我也写过电视剧，在“总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的时候写过反映中国军人“军体五项”获世界冠军的电视剧，转业后写过检察题材的《红树林》，抗战题材的《哥哥们的青春往事》。

　　真正写话剧是1997年从部队转业后，广州军区的作家王树增先生约我为空军话剧团写一个话剧《霸王别姬》，后来搬上了舞台，吴京安和肖雄主演。2002年，肖雄因为这个戏获得了“梅花奖”。这个戏去过非洲、德国、东南亚演出，我也跟着去看过。前不久，北京人艺还重排了这个戏。

　　然后，我又写了《我们的荆轲》，也是给空军话剧团写的。因为《霸王别姬》之后，他们很受鼓舞，就希望我能写三个历史戏，《我们的荆轲》就是第二个，不过写完后，这个戏就搁浅了。

　　2011年，北京人艺的张和平院长找到我，要把这个戏搬上舞台，导演是任鸣。我把剧本做了修改，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演出后反映很好，我还因此得了话剧金狮奖的编剧奖。

　　现在这个戏是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每年都会拿出来演，还去过俄罗斯、法国演出，下个月还将去塞尔维亚。

　　获诺奖之后，我首先发表的作品是2017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的戏曲剧本《锦衣》。

　　《锦衣》是根据一个民间故事写的，我写的时候当然希望能排成京剧。上海京剧团的尚长荣老先生看了剧本，表示喜欢，但要搬上舞台，还需要一段时间。

　　2018年发表了一个戏曲剧本《高粱酒》，根据《红高粱家族》这部小说的素材改编。总之，写戏曲剧本，我感觉还是很过瘾，童年时的梦想正逐步实现。而且《锦衣》写的是我家乡的传说，里面用了一些家乡方言。

　　今年春节，我给国家大剧院写了歌剧剧本《红高粱》，在戏曲剧本《高粱酒》的基础上做了很大修改，从戏曲到歌剧，篇幅、人物关系，改了5稿之后，我慢慢悟到了歌剧剧本写作的一些规律。这个过程很艰难，也很愉快。

　　我们这代人，从上世纪80年代起接触西方文学，其中包括戏剧文学。比如萨特、易卜生、斯特林堡、尤金·奥尼尔等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后来又读了贝克特、布莱希特、迪伦马特等带有荒诞色彩的剧本。传统写法、批判现实主义写法当然震撼人心，但也正因为他们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逼着后来的剧作家另辟蹊径。

　　这跟小说一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把现实主义推上一个顶峰后，后面的小说家就要想别的办法，所以就有了普鲁斯特、卡夫卡。剧本也一样，任何一种探索都是对舞台的一种拓展，对戏剧本身的一种拓展。

　　像去年获诺奖的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他的剧本在欧洲实际上非常受欢迎。（风格）跟我们人艺的戏完全不一样，我们的戏是群体戏，热闹、贴近生活，福瑟的戏人物非常少，两三个角色，甚至是独角戏，人物的对白极其简单、不断重复。

　　在这样一种简单和重复中，就产生了一种独特意味，让人产生许许多多的联想。我觉得这就是卡夫卡他们想要着力表现的一种人的处境，或者一种精神状态。

　　福瑟的剧本我去年也读了几部，觉得真是非常有意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越想越复杂。

　　话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进入中国的艺术门类。中国以前只有戏曲，各地有自己的地方戏，话剧被带来中国后，从一开始就与革命密切相关，街头性、即兴性很强，比如抗战时期影响深远的《放下你的鞭子》，再后来又有了曹禺、郭沫若、老舍等人的作品。

　　近年的戏剧舞台非常活跃，官方的剧院和民办的团体都在演，可谓百花齐放。有大胆的尝试，也有稳定的继承，各自都有相对稳定的观众群。

　　《鳄鱼》是我的第三个话剧。

　　我以现实主义为底子，然后添加超现实的元素。《鳄鱼》就是这样的结构，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但也是象征性、超现实的，因为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事情。

　　前年春节期间，我动笔写《鳄鱼》。这个贪腐题材的剧本，讲外逃美国的贪官单无惮在海外的生活，素材来自我在《检察日报》工作的积累。

　　有一次我在法国出差，半夜睡不着，突发奇想，如果把那些贪官放在国外的环境中，他会干什么？不懂外语的他们，心情如何？日常生活怎么安排？看什么电视，看什么书？慢慢构思起这个故事。

　　鳄鱼是一个重要的象征，这个灵感是我从一个邻居小伙子那里学习的。当时他养宠物，蜥蜴、变色龙一类的爬行动物，他了解鳄鱼的习性。

　　他跟我讲，如果把鳄鱼放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比如放在一个一米的鱼缸里，是不会长大的，哪怕养10年它也就那么长；但一旦把鱼缸变成三米、四米，它立刻就成长开了。我觉得这一自然现象充满了象征意义，就像欲望，你不对它进行限制，它就会膨胀。

　　如果没有鳄鱼这个隐喻，这个故事就非常一般。鳄鱼成为整个剧本的一个核心，是一个隐喻，就是人的欲望。人实际上是被欲望左右的生物，但有的人自控能力好，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当然没有欲望也就没有人类，古代“存天理、灭人欲”是一个极端，新文化运动解放人的思想、肯定人的正当欲望，把压抑的合理欲望解放出来，让人获得自由，让人的生命力得到恢复，创造力随之迸发。但一旦超出了一个范围，就走向另一个极端。

　　克制自身欲望，把欲望这只鳄鱼关进笼子，靠的是道德和法律。我想，它不仅仅是一个贪官的话题，也是关于人的，关于男人也是关于女人的，带有某种象征意味的舞台作品。

　　当然，首先它也是一个文学作品。我希望有的人读到这本书能有所警觉，也希望广大读者读了有所感悟。在写作过程中，我觉得人确实是一种非常复杂也非常美妙，值得不断研究、不断自我认知的生物。为了我们生活得更好，为了我们的后代生活得更好，人类确实应该克制欲望。这是我写这本书时非常浅显的一点感触。

　　小说和戏剧，是两种艺术门类，但本质上都是写人的，都是塑造典型人物，也都是讲故事的。

　　我还会继续写剧本，下一部作品大概方向是历史题材，一个家乡的故事。《鳄鱼》写了一个在遥远的美国的事情，下一部作品就写一个家乡的故事。

　　（注：话剧《鳄鱼》正在创排中，将于5月开启巡演。赵文瑄、张凯丽、邓萃雯领衔主演，杭州站已开始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