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钱江晚报：中国有很多自成文化体系的地域，比如读这个三部曲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河南籍作家梁鸿的非虚构作品“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梁庄在中国，当我读完您的“尘世三部曲”时，不由地也有相似的感叹，中国在老君山巴地，老君山也在中国，时代也是同样的城乡大迁徙的时代。但巴地与中原在地域特征上又有如此鲜明的不同，你觉得跟地域文化关系紧密的文学作品，地域特征以及人的特征一定要写得很鲜明吗，还是可以模糊地域，只展现共同的人性？

　　罗伟章：写作者的任务，是在鲜明的特征里写出共同的人性。如果没做到这一点，特征就会失去价值。但有鲜明的特征总也是件好事，当今世界，陌生化几乎已经消失了。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个作家，要对“特征”引起警惕，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它帮不上你多少忙。尤其要警惕的是，不能把“特征”用来讨巧。

　　潮新闻·钱江晚报：“巴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在阿来的《云中记》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现代祭司，《寂静史》中的女主人公是个女祭司，是否当地确实存在着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连杨浪这个人物，我觉得也接近于一个活的“非遗”，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是吗？

　　罗伟章：这样说很有意思，也很对，是把杨浪这个人物提升了。是的，那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存在，但在我看来，是否存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所蕴含的，是否也是我们身上所蕴含的。“巴文化”的核心有人概括过，说“大山大水，重情重义”，这显然不足以概括。我觉得着重体现在他们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对待卑微之物的态度，对待死亡和灵魂的态度，我的“三部曲”特别是《声音史》和《寂静史》，写出了这种态度。

　　潮新闻·钱江晚报：在你看来，“巴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碰撞，是必然的毁灭于无形，还是确实有抢救的必要？《云中记》的村庄是地震外力的撞击一下子毁灭的，而《声音史》你写了村庄一户户“空掉“的过程，直至最后剩下一男一女。读《声音史》，感觉有一种你在把《清明上河图》一笔笔抹掉，像个行为艺术。这一笔笔减去之时，你内心稳得住吗？

　　罗伟章：如果我写之前能听到你这些话，心里的清晰度可能更高些。写的时候倒是稳得住，因为不仅有抹，还有添，那些被我们在喧嚣的心境下忽略掉的，现在都被发现了，都“生长”起来了。最后剩下两个人，一男一女，这也算是一个寓言，这个寓言有更冷酷的一面，就是他们本身是不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因此，这两个人的村庄将被彻底抹去。不过，杨浪是有信念的人，他不断清扫村子，收拾碎砖烂瓦，是寄希望于远行者的归心。这种希望当然是不可靠的，他、他们和千河口村的一切，可能都将等待下一次发现。这是另一个寓言。

　　你问有些东西是否有抢救的必要，在我看来，形式上的抢救是没有意义的，真要消亡的，抢救也无效。然而，当我们在回望当中看见了自己的来路，甚至苍茫云海，啥也看不见，单是回望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寻找和自我审视。

　　潮新闻·钱江晚报：三部曲的每一部，表面上都在写乡村，但读者又能看到都市的影子。似乎乡村与城市在您的小说中是很难割裂的。您对自己的小说，似乎并不愿意过于定位到“乡土小说“上去？

　　罗伟章：也不仅是“乡土小说”的定位，我其实不主张一切定位，任何定位都是限制。写小说和读小说之所以快乐，就是突破限制。那些人物，无非是生活在乡村，他们都是人，与我们有着共同的灵魂底子。

　　潮新闻·钱江晚报：《寂静史》中，一方面是借林安平这个女祭司写传统的消亡，另一方面借下去采风的文化馆员“我”写都市人在现代生活中的迷失，使他们互为镜像，最后写走出大峡谷的”我“反思自己游戏人间的世俗生活，那么您要表达的是乡村堪当都市欲望迷失者的救赎之途呢，还是他们在各自的困境中难以走出？

　　罗伟章：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困境，也都面临各自的选择和承担，林安平是，“我”也是，所以无论乡村还是都市，都不天然地具有迷失和救赎功能，所以最后就看我们自己了。人和人之间，能相通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正因为有限，才值得去找寻，也才能给我们辛辛苦苦写小说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当然归根到底，作家写作，是对自我生活与心灵的反思。

　　潮新闻·钱江晚报：《声音史》的阅读体验非常惊艳，感觉是给中国的当代文学史添了一笔独特的人物形象。杨浪这个人物仿佛是最卑微的，又是村庄最后的守护人，又是灵性的，他能跟大自然“通灵”，这样一个神奇的“巴人”是从何而来的，您是否借鉴了一些国外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呢？可能很多读者在阅读《声音史》时会想起《百年孤独》。

　　罗伟章：我写作这部小说时，既没想起马尔克斯也没想起卡尔维诺，也没想起魔幻现实主义，但我不能因此就说，自己完全没有借鉴他们。借鉴这件事许多时候是不知不觉发生的，你的阅读版图，也自然而然地构成你的智识版图，包括角度，包括视野。这正是伟大的前人们赋予后人的恩泽。后人要做的，是在前人的肩膀上站起来。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的创作是否在突出某种魔幻和荒诞，使小说具有鲜明的个人气质？

　　罗伟章：魔幻和荒诞也不能显现出个人气质，一种写作技法跟一种知识一样，一旦被发明、被揭示，立即就会变成了常识，所以它们跟个人气质无关。我觉得作家不要急于去操心个人气质，那会走上窄路，伟大的作家们大多不具备鲜明的个人气质，他们更看重同理心，更看重灵魂的宽度和厚度，更看重与万物荣辱与共的情怀。

　　潮新闻·钱江晚报：三部曲中，浪漫主义无处不在。还有写笑特别有特色，在您笔下，火也会笑，食物也会笑，各种动物植物也会笑，是否是作者身上的一种幽默感和浪漫主义精神，赋予了《三部曲》中那个自然和乡村社会，以及其中的卑微之人？

　　罗伟章：是我，也是他们，当然落实到小说中，就只能是他们。他们特别能体察“物”的心情，不得已要去砍伐一棵树，先要向那棵树道歉。我觉得这才是丰厚的世界，也是真实的世界，比我们的实用主义哲学、唯我所用的哲学，要丰厚真实得多。

　　潮新闻·钱江晚报：读完三部曲后，有种特别的感动，我觉得“三史”中有一种众生平等的世界观，无论是自然中的微末，还是乡村社会的三教九流，包括走出乡村的种种生计操持者，作者的笔触做到了对每一个人和物的平等之心，都有温柔怜悯，这是您世界观的表达吗？

　　罗伟章：是的。比如我上班的时候，在路上见到一只鸟在前面啄食，我会绕着路走，不去惊扰它，或者等它飞走了我再走。见到一辆倒在地上的共享单车，我会把它扶起来，这不是“做好事”，而是觉得，它那么倒着，一定是不舒服的，也是不尊严的。在一些古建筑里，见石兽托着巨大的石碑，托了数百年上千年，也会让我心生怜惜。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世界观，就是认为，“生命”这个词，流贯于万物之中，平等不是观念，而是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