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黎 本报实习生 陈叶雨

　　“今晚听众好像是最多的一次，可见石窟和摩崖的爱好者数量之多。感谢读者们的厚爱，我们任重道远。”

　　8月25日22点多，结束了一场钱报读书会，刚到家的魏祝挺发了一条朋友圈。

　　这个夜晚，弥陀寺公园里的晓风·明远BOOK搬出了全部备用的折叠椅，两侧过道还站着不少人，很多人站着听完了这堂两个多小时的“浙江石窟造像课”。

　　岩壁上的三个小字

　　“读山——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是这场钱报读书会的主题。

　　《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最近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是对浙江省石窟造像资源信息的首次全面披露，共核定1911年以前开凿的石窟造像87处共2485尊，其中新发现16处。这个晚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嘉励、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魏祝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保室主任崔彪、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助理研究员陈晶鑫做客钱报读书会，跟大家聊了聊调查背后的故事。

　　“PPT的英文是PowerPoint，但我既没有权力（Power）也没有观点（Point），就先来讲讲这本书的诞生背景。”很郑嘉励的开场。

　　浙江省的石窟专项调查开始于2020年与2021年交接之时，到2021年2月中旬，野外阶段基本完成。郑嘉励想，是不是还能做些什么。“完成一项工作跟把一项工作做好，完全是两码事。检验我们有没有把这项工作做好的唯一标准，就是留下一本白纸黑字的书。”2021年3月开始，工作组又把全省的石窟重新跑了一遍，重新走访、采集、认识。“做书不是书斋里的工作。”

　　郑嘉励特别提到了奚珣强等民间石窟爱好者的新发现——九曜山造像性质界定的关键，“香严界”的发现，是他经常要说的故事。老奚在一大片岩壁上发现了三个小字“香严界”，证实了这里是吴越国末代国王钱弘俶为高僧永明延寿大师所建的香严寺遗址。

　　“这三个字如果就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都需要仔细地辨认，可想而知，他们是怎样在一片岩壁的汪洋大海里，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方，满怀希望地一寸一寸摸过来，打捞出文字信息的小碎片。”他想到了李霖灿找到《溪山行旅图》中的“范宽”名款，“把一个非常偶然的瞬间定格成永恒的时刻”。

　　全面、系统三维数字化信息采集

　　浙江省的石窟造像分布并不均匀，杭州地区占了大头，尤其是西湖周边的造像，作为最后一批皇家造像，在整个中国石窟造像艺术史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不过，杭州以外的造像也有两个“最”，全省体量最大的大像龛——大佛寺石弥勒像，江南开凿最早的石窟——千佛寺石窟造像，都在绍兴新昌。

　　此次石窟造像调查的“最全”，不仅全在地点，还全在信息。工作组的记录内容，除了造像的位置、年代、形制、内容及现状、题记等基本信息之外，还有主管单位、是否开放等管理信息，以及病害情况等文物保护方面的信息。而且，浙江是目前全国为数不多的对造像进行全面、系统三维数字化信息采集的省份。

　　崔彪向观众展示了几组现场调查的工作照。去山上的石窟点位要走野路，崔彪播了一个视频，人手一个工具箱的他们排着队蹚水过小溪，“第一个湿鞋的要出现了，马上第二个要来了。”“是不是有种你挑着担、我牵着马的感觉。”

　　见到石佛造像后，要清理影响拍摄的植物、杂草。对一尊造像进行三维信息采集，需要拍摄上千张照片，现场工作时间大约是2~3小时。

　　崔彪是浙江省石窟造像专项调查温台组的组长，兰溪的殿里红岩石佛和台州三门仙岩洞的文信国公大忠祠，是两处他推荐寻访的造像。原因无他，只是沿途风景和视野绝佳，又人迹罕至，属于“小众中的小众”。到达殿里红岩石佛造像要走三个多小时山路。而在文信国公大忠祠，你能见到抗日战争时期塑的浙江省唯一一处“八仙”造像。

　　崔彪还负责对石窟造像保护状况做统计分析工作。浙江地区多水，“都说水是生命之本，但是对于石窟保护来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水是万恶之源。”水会导致岩石的溶蚀、可溶盐的结晶等病害，调查过程中，崔彪发现，至少77%的造像都在遭受水害。如何更好地治理病害，保护石窟造像，是未来工作的一大重点。

　　“我希望大家能以这本书为向导，走进湖山深处，去感受杭州的历史和西湖山水的魅力。从这个角度上讲，书是手段，体验才是目的。”郑嘉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