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生于城市，请了解一下那段陌生的生活

　　如果你生于农村，请回顾一下那片血脉的土地

　　站在上海，请别忘记

　　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女

　　本报上海专电 “关心农村的前途，就是关心中国的前途”，著名学者陈子善昨天在上海图书馆现场说，“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把记录真实农村的文字传递给了更多人，让社会各界都来关心农村的前途。”昨天，本报与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我是农民的儿女》征文集新书发布会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上海的文化名家，钱谷融、陈村、吴亮、陈子善、赵丽宏，以及在沪高校的有志于农村研究的学子，再次为农村的现状发出呐喊，为农村发展脑力激荡。

　　2005年的1月23日，本报记者也曾在华师大金沙江宾馆举行过一次“推广会”，跟昨天一样，我们将那些来源于浙江农村的调查推广到上海，籍由那些关心农村的上海学者、媒体的声音，让农村在中国经济核心区域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更多的经济建设参与者能回望一下农村、关心一下农村，呼唤用社会的合力来帮助农村解决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

　　当时，由本报与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我是农民的儿女”征文活动经历了第一轮的组稿。本报记者长达几月的下乡组稿，几千篇来自于乡村少年笔下的作文，如雪片般飞来。那些站在农村起跑线上的乡村中学生直击现实，感悟和书写农村现状、农村下一代的真实处境的问题，给编辑部以及所有关心农村的学者带来了巨大的震惊。我们本来不知道，这些孩子如此现实：在富阳高桥，他们的父母早已不再种地，但孩子们很小就知道，他们是跟城里孩子完全不同的孩子；我们本来不知道，这些孩子如此矛盾：在东阳，一个想尽办法供孩子上学的家庭往往是村里房子最破旧的。孩子说，什么是孝顺？是好好上学找个好工作呢，还是不要上学，早早地减轻父母的负担？我们本来不知道，素质教育在农村会有这样的悖论，农村的孩子早早地懂得了疼惜父母，早早地就学会感恩。但是他们不会弹琴不懂音乐不会画画，他们过马路不知道要等绿灯，这样的素质教育到底是不是成功的？

　　“我是农民的儿女”征文活动整个过程几乎都是在2004年岁末和2005年初那个严寒的冬天甚至大雪纷飞中进行的，而现在把这些作文、报道、调查和研讨整理成书时，又是一个冬天了。而将“农村”这个命题塞进快速的上海节奏中，似乎是对繁华都市生活的闯入。然而，昨天当我们布置会场时，一位在上海图书馆上班的工作人员，一位白净的上海姑娘指着现场的“易拉宝”说，“20年后，也许农村也成了今天的上海。”就像一种哲学推断，在这位上海姑娘的心里，“农村”已经是与上海密切联系的一个词，生活在其中的上海人已经将上海的未来，与那些出现在上海各处的“农村”人捆在了一起。

　　而在记者来上海的火车上，记者翻看的《我是农民的儿女》一书还引起了一位旅客的注意。这位旅客是杭州一家外贸公司的总经理，是人们口里的“成功人士”。这位成功人士一看到《我是农民的儿女》，即产生了兴趣，并问记者可不可以让他买下这本书。“我也是农民的儿女，我是在下沙、九堡一带长大的。小时候，我常常为了保护视力而去望那些绿油油的菜地。现在，不但菜地没了，那里整个样子都变了，连我的小伙伴也变了，他们早就不用种地了。我常常想，这样的变化，到底是好还是坏？”他说，“我关心着农村，即使我现在在城市过上了好日子，我依然为农村担忧。”

　　这些真实的表白，可见一种真诚的认同。起码，他们和许许多多的已经离开了农村的普通人们，将来在别人谈起农村、农民、农业时，平静的心底会激起一腔热血。不会忘记， 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女。而那些对农村没有记忆的城市新一代，也将会从关心未来的角度来关心一下我们共同的家园。

　　作家余华说：在中国，关心农民的命运，就是关心每个人自己的命运。

　　学者王晓明说：一个到处都是支配者的聒噪，而被支配者——特别是最弱势的群体——却没地方发声的环境，是很难长久维持的。我推荐这本《我是农民的儿女》，因为其中有被支配者的微弱的声音。

　　学者南帆说：乡村的年轻一代仍然背负着农民的沉重历史。但是，我想说的是另一句话：关键是我们有什么作为？    本报记者 韩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