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罢工，甚至以全部辞职来要挟。

　　这些工人不干活，让范文军意识到出了大事情了：“我们约定交货的日子是2005年的中秋节，按照原来的计划，上午就能把货都做完，运上集装箱车之后下午就放假，这么一来，计划全毁了。”

　　范文军只能叫厂里所有的员工取消一切休假，连自己也亲自上阵干活。“我让送货的集装箱车就在车间门口等着，等货一做完就马上发车。”中秋节这一晚，莫丽贺卡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的灯一直亮到了凌晨。

　　后来，范文军像送瘟神一样送走了这批工人：“以后我招人，绝对不能再找这样的一群人了。”

　　在义乌的另一家民营企业——太平洋饰品厂也遇到了与莫丽贺卡有限公司相似的事情。短短几天里，20多名员工集体辞职，带头的就是前面的那位曹大姐。在义乌市劳动监察大队，还保留着对当时事件处理的原始档案记录。

　　事情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可太平洋饰品厂厂长刘玉海说起来还是愤懑异常：“那一次，厂里一共有25人集体辞职，对厂里的打击非常大，整个生产车间处于半瘫痪状态，更可恶的是，厂里把那些生手全部培训成熟手，把熟手培养成骨干，培养成干部，培养成技术人员，没想到最后全被曹大姐带着走了人。对于企业来说，不仅承担了沉重的经济损失，而且还有技术上的流失。”

　　可以说，每一次集体跳槽背后，都有一家企业要经受一次也许是伤筋动骨的大震荡。

　　■管理者无奈：

　　定性尚困难 处理更无法

　　在义乌劳务市场，内行人都知道，干这一行的“职业介绍人”一般抽头一抽就是三个月，所以三个月以后他们就要开始新的跳槽，周而复始，要劳务费、中介费和抽头。

　　义乌外来务工人员大规模集体辞工风波的背后，其实掩藏着少数人的“实惠”。一次又一次的集体辞工，拖垮了企业，拖垮了劳工，却让一批现代“拿摩温”们赚足了腰包。

　　王晖是义乌市劳动监察大队的副大队长，他虽然处理了不少集体跳槽事件，可说到头还是觉得非常麻烦：“其实根本就没办法管，这种行为算不上黑中介招工，工厂愿意付钱招人，工人也没有被强迫抽头，怎么定性呢？说到底，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法规操作，像这种职业介绍人引起的劳资纠纷确实很难处理。”

　　现在摆在劳动监察部门面前的，是如何看待这些职业介绍人。不过目前却还认为他们属于‘三不靠’人员：既不是通常所说的非法黑中介，因为他们也可以算是务工者，并不纯粹靠非法劳务中介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但又算不上什么人力主管，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的外来务工者。王晖认为：“应该说，这些‘职业介绍人’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用工秩序，损害了企业利益。但这种还无法界定的身份，让我们对他们更难监管。因为还没有可依据的法律法规对他们进行制裁，所以很难约束。”

　　■深层追问：

　　工厂为何留不住人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谈到集体跳槽，不少老板也直说，就业环境不好，也间接培育起职业介绍人的生存空间。

　　在义乌的不少企业中，“饱一天饿一天”的情况平常而又平常，有定单了开足马力生产，没有了就放假，只给员工一半工资甚至只发一两百块钱。

　　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弱势一方的工人们只能无奈接受。现在，此地说到招工，每一个接受采访的义乌老板几乎都要说这样一句话：“招不到人，就算招到人，能够长久留下也是困难。”

　　出于对劳务市场上“老油条”类劳务者的不信任，老板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在家乡有关系、有人脉的老员工身上。老乡带老乡，老职工带新职工，成了现在义乌很多中小型企业招工的“捷”径。这就使得这批一下子能带来一批工人的“职业介绍人”有了生存之地。

　　在义乌北苑工业园开厂的王宇明说：“我们就想如何能把做熟的工人留下来，原来还想都招同一个地方的人，他们也许愿意一起待在同一个厂里，现在看看也有副作用啊。”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相当一批打工者愿意依附于“职业介绍人”手下，与此同时，工厂中劳动环境，各种保障缺失的现状无法得到根本改善，“职业介绍人”继续带着民工跳来跳去，恐怕还有它的生存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