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在几十年内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任务，不可能再循序渐进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发展的老路，而必须浓缩这个过程。

　　因此，我国社会转型的第一个阶段就是高强度取之于农业用之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这个阶段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

　　■太平天国结束、洋务运动启动一直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这是第一个小阶段。

　　这个过程给我们留下了和新的工业的产业部门相关联的新式的工人阶级。但到解放初，中国依然是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农村人口占88%左右，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最主要的产业；工业部门依然脆弱，工人人数不过300万到500万。

　　

　　然后是1950到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期。

　　我国进行全面土改，消除了地主、富农两大阶级，把他们的土地分给农民；但是很快又把农民集中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使得农业总产量快速增长、避免农村两极分化，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但工业化的速度到了1958年，想以更快的速度推进的时候，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当时基于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只要把农村的集体规模扩大到人民公社这样一个高度，农业的生产量就可以几倍、十几倍地提高，迅速地解决吃饭问题，因而吃饭可以不要钱，可以搞公共食堂，可以搞托儿所、幼儿园，把妇女的劳动力解放出来，投身于工业化尤其是农田水利大规模建设。

　　因为这个判断错误，我们付出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代价。这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这是我们民族永远值得记住的惨痛的教训。

　　那时，“三农”问题已经存在，包括浙江省。1954年，当时分管农村工作的部长曾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个汇报，里面就谈到这个问题，说浙江有个开化县，这个县有130几个村，其中三分之一村的农民由于征粮过度而挨饿，发生了啃树皮、吃野草的事情；地方的干部到下面去征粮的时候和村民顶起来了，由于“顶牛”而发生打斗，造成了人员伤亡。

　　我引用这些不是诋毁那个时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更不是说，对那一种发展战略提出怀疑，不是。我只是说，“三农”问题是与我们的从农民、农业那里高强度地提取农业剩余而用于工业化的积累的历史进程密切关联的。

　　由于传统农业已经沉淀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传统农业已经出现了人口的过剩；也由于传统农业相对的分散和落后，就使得中国工业化的启动过程对农村造成的负面影响力就相当大。

　　

　　■最后，1979年到2005年是第三个阶段，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但在这一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出现了下降，无力供养庞大的公务员系统以及教育、医疗、科研系统。1988年开始，国家只好出台一些政策，让其中的一些部分自己想办法增加收入。现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和这个因素是有密切关联的。

　　但是，快速城市化、工业化既是我们民族近代的缩影，也是必然。100多年落后挨打，300多年赔款割地，加上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记忆，让政治界、学术界和普通百姓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急于追赶成为我们民族近代的主导思想，我们必须要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