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发展观要对原来的某些问题作出调整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了。另外，对原来发展战略调整的必要性也已经存在。

　　第一个必要性，就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持续扩大。有学者估计，城乡的差异已经达到5到6倍，而且13.2％的农业要对应养活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非常之高，按官方的统计达到47％。13.2％的农业的GDP要养活47％的农业人口。这是必要性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在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等三项制度的约束下，中国的城市化将长久地滞后于工业化，现在已经转移到工商业，在工商业低端服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1.2亿农民工，他们只参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但很少有人能享受城市化的成果。这至少对农民工的绝大部分而言，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这是我最近这一两年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中国的城市化将长久地滞后于工业化，这并非是坏事，相反是解决中国改革过程中稳定与发展的双重任务的前提。

　　中国的农民工将成为一个以后几十年内长久存在的特殊的、全新的、重要的社会阶层。

　　像深圳最明显，你到深圳大街上去走一走，会发现深圳永远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我去年去过，怎么满街都是年轻人？像我这样50几岁的人在深圳街头很少见了。为什么？据说有户籍的深圳人也只有200万，而无户籍的深圳人——打工者，据说有800万到1000万人。这1000万为什么都是年轻人？道理很简单，年老的回去了，儿子们又来打工了，所谓接班人。

　　所以新农村建设有着必要性。在我看来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要为农民，尤其是农民工，提供一个退回的机制、退回的场所，这既是保持农村稳定，也是保持城市稳定的一个基础。

　　有人讲“三农”问题的解决，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把大量的农业剩余人口转移到城市，转移到工业里面，那么农村人口越来越少，人均的耕地越来越多，农村富裕了什么问题都好解决，所以提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这个观点没有问题，但是我记得凯恩斯说过一句话：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人人要死的。所以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废话”。

　　并不是说农民不想城市化，农民天天都想，做梦都想，那些青年男女农民工怎么不想城市化呢？但政策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农民工的工资那么低，所以大量的男性农民挣了钱，在城里面尽可能低地消费，把积累下来的钱，理性地转到农村去——盖房子、娶老婆、生孩子，所以家乡依然是他生活的重心，所以我们把农民工看成：他的生活家庭的重心和工作重心远距离地分离。

　　（下转A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