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身形成了一定的增长能力，无需再取之于“三农”，这样可以减免农民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所承担的国家工业化的繁重的责任，而且进入到以工业来反哺农业，以城市来带动乡村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当然，两者间还有调整和过渡阶段，这就是取消农民的一切负担，给农民一个休养生息的空间。在中国，这个过渡期非常短，取消农民的税费后，很快就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

　　所以，我把社会转型两个阶段的分水岭，定在2005年。

　　第一个发展阶段，可以把它叫做老的发展观，它一方面从农业提取剩余，为工业化进行高积累；另一方面，它确实引发了城乡差异的持续扩大——“三农”问题的凸显——城乡的失衡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原有的发展战略也给新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物质基础。前后两种发展观，是相互连接的发展阶段。

　　我把新发展观看成是中国社会转型进入第二阶段后在理论上的表现：第一阶段发展的巨大的积极的成果与其负面效应同时出现；而新发展观，可以凭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有能力也有必要来解决伴随第一发展阶段而引发的“三农”问题、城乡失衡问题。

　　这样，新的发展观对原来的发展战略作出重大的调整，就成为可能。这里我提供三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二、三产业已经具备了自我增长的能力，无需从农业吸取资源。

　　第二、农业占整个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到2005年大概是13.2％，二、三产业占整个GDP的比重持续上升。

　　第三、国家财政的规模已经突破3万亿人民币，国家有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