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青年农民工，一个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一个成为持刀杀人的凶手。以这样一种极端形式出现的事件，再次引起人们对农民工问题的深切思考。

　　当前要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我们在制度上、机制上保障农民工的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约束引导他们的行为。但是除了制度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外，还需要全社会共同解决好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对农民工认同困境的认识问题，一个是好逸恶劳对人们思想的侵蚀问题。

　　首先谈认同问题。农民工受自身习惯和环境的影响，在认同上面有两个参照系统，一个是作为城市居民的参照系统，另一个是作为农民的参照系统。相对于农村居民，他们离土务工，逐渐不再认可自己的农民身份，倾向于认可城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把自己看作城里人。另一方面，随着农民工的大量进入城市，城市资源的稀缺性进一步加剧，拥有福利保障的城市居民，往往形成区别于农民工和村民的身份优势意识。而农民工本身具有的流动性和传统亲疏带来的相对封闭性，使得他们很难有效融入城市生活中，对城市的归属心理始终无法产生。这种模糊状态决定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获得认同而付出艰苦卓绝的劳动，但是相当多数人通常很难获得在城市拥有事业的信心。并且会有一部分人因为无法获得发展的机会而对社会产生怨恨和不满。

　　再谈劳动观。如果一个没有技术和较高知识的青年，无论他是市民还是村民，在城市里想着拥有体面轻松的工作，这样的心理状态，极易导致他们走向利用非法手段获取个人生活的满足。正如刘大雷所言：“工作又苦又累不赚钱，没意思。”其结果是他走上了抢劫杀人的道路。

　　这个事件中，人们之所以赞美周大军，一是他在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另一方面，还在于他对自己工作的踏实勤勉的态度：“既然干了这份工作，就要做好。我既然现在只能做保安，就要把工作做好，做出成绩。”

　　周大军和其他大量农民工身上体现出来的敬业精神，自觉奉献精神成为社会持续发展基本的道德规范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对于社会的强烈关注和奉献精神，我们将无以立百年之基！这是这次血的代价给我们的警示。